前些天，遇到朋友，说你那西藏的写着写着又无疾而终了。虽然对方并没有抱怨的意思，不过听起来总是有些惭愧，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却始终没有做些成型的事情，往往被人问及才会有点压力，否则任由时间过去，心里却还坦然得很。想想还是把那段旅程写完，这大概是最简单易行的一件了。
说有计划，却也未必刻意，这次行程恰好把格鲁派六大寺庙给串起来走了一遭。其中三座寺庙（甘丹、色拉、哲蚌）因为都在拉萨附近，一并看过是不难的，只是分属青海和甘肃的塔尔寺与拉卜楞寺就显得遥远些，尤其是后者，从行政划分上看，似乎也与前者没有截然联系。但早在1709年建寺之初，拉卜楞寺所在的区域是属于青海的；说的范围更大些，这两寺都属于藏区的安多区（藏族区被分为西藏、西康和安多三个区域）。
从北京坐大概22小时的火车就可到达兰州，甘肃的省会。如果运气好，火车没有晚点，能够赶在中午时分抵达，直接坐出租车奔到汽车南站，买到夏河县的长途汽车票。尽管很多攻略上说这段行程仅需4个小时即可，但如果遇上修路等等不可预料的原因，便是当夜披星戴月的入城也是很有可能的。
拉卜楞，这一“上人居住的地方”就在那偏远的一角。虽然县城名为夏河，其聚居地和寺庙都在河的北岸，距离近一万英尺远。在兰州和夏河之间，会经过一座大一些的城镇：临夏。实际上，从兰州汽车南站开始，眼前所及，便一直都是穆斯林的景象，车站本身就位于回民聚居区，而沿途经过的村落也都有醒目的清真寺作为标示，到了旧日称作“河州”的临夏，那穆斯林的气氛就更为浓烈，傍晚经过的时候，县城的整个上空都被扩音器放出的祈祷声笼罩着。这处一眼看去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的地方，被中国西北的回民视为圣地，有如“中国的麦加”（而中国西南的回民则似乎更亲近于把四川的阆中作为心中圣地）。穿行在白帽子的云集之所，我一时间很难想象，此行的目的地会是一片黄帽子的领地。
后来，翻看资料才发现，白黄之争却有其事。在1924年，青海回族曾与拉卜楞喇嘛打过仗，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样五世甚至为了避难而带着全家离开过拉卜楞；直到1927年，拉卜楞由青海划归甘肃，另立一县，县长由汉人充当，活佛一家才又回来。在回藏的角逐中，汉人的影响力被凸现出来，而拉卜楞也利用藏汉两方的便利迅速扩张了势力。这段历史看似乏味，却显得非常微妙，也许正是在这样一处多民族和宗教交错融汇的边缘地带，寻求生存与发展，作为黄教六大寺院中最为年轻的拉卜楞，才显示出尤为强悍与独立的气质来。
早在抵达夏河之前，便有很多途中遇到的旅客对我说，拉卜楞并不是一座好客的寺院，那里的僧人不会对你微笑，甚至当你试图沟通的时候，他们只会旁若无人的与你擦肩而过，也许你在那里呆很久都不会有人理会你，眼前的生机勃勃也全然与你无关。
夏河县是沿着通向寺庙的主干道发展开来的，那条是一条宽阔的与城镇规模不相称的水泥马路。县城被东西走向的两座山环绕着，而道路两边集结着生活的一切所需：旅馆，餐厅，邮局，商店，理发店，鞋店，农贸市场甚至还有一家只卖藏文图书的小书店。而路的尽头慢慢缩减成双车道的柏油路，一直通往寺庙的核心区，随后穿过寺庙，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去。
我在水泥路尽头处的武装招待所住下，即便是在寺庙边上，走到核心区，也还是需要耗费一点的时间。同房间的女孩一样来自北京，更为巧合的是她与我是同乡，甚至所从事的行业也一样。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十来天，和一群踢足球的小喇嘛结成深厚的友谊。她说，我就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呆一两天，或许能够遇到什么人。果然，此后几天的行程安排，我也与她一样，可以搭伴前往。她还说，她很喜欢这里，感觉很有缘份。
午后高原的阳光有一层厚重的金色，被它镀染过的灰黄泥土也显出一丝高贵来。我沿着主路往寺院的中心走，沿途经过一家藏医院，还有众多低矮的僧房（有谁能告诉我藏语里对此的特定称谓是怎么说的阿），随着向寺院中心靠近，那些僧房的门框渐渐有些木雕类的装饰，建筑本身也高大考究起来。途中经过一个敞开门的院子，两个僧人用白色的粉末在地上描绘出祥云和花朵的图案，从一间正房的门口经过院门一直延伸到路上，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为了迎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才画出宛若天成的“地毯”。道路两旁的行人并不多，偶有僧人经过，却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
沿着柏油路走出两三百米的样子，便能遇到从马路往右伸出来一支岔道，沿着这条没有明确标记的路，最终会来到一片类似于广场的空场地。其间停着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若干游客打扮的行人在阳光下结队走过，跟着一位身披袈裟的喇嘛，我疑心他是他们的导游。广场中间有一座大白塔，周围的几处建筑因其金顶或明黄色的墙壁而显示着特殊的身份。作为寺庙，此地被选用，有其特别的标记：南方有曼陀罗山作为莲花，东方有茶西哥作为法螺，西边约有十八里陆地作为花瓶，玛沙得瓦作为伞，九家的红石做底，八沟作为轮，赵湖塘的“堂笛”作为鱼，三科塘的甲夏作为幸福结，此八宝又合称吉祥八清净。而这一切，在如我这样的常人眼中，只不过是一片美妙山水罢了。
拉卜楞寺没有寺门，实际上，有些藏区的寺院并没有事先设定的入口，各种建筑根据其功用不同或级别差异而修筑于特定的方位之上，而出入通道多是根据需要自然形成，这也是在众多可供观光的寺庙周边，可以找到不需要门票的入口的原因。即便是现在的拉卜楞寺，只要不进入札仓参观，都不需要购买门票，而能在寺院内随意走动，不能进出的地方都自然有僧人把守着。
进入寺庙区域，便没有了铺就的道路，踩在干燥的泥土上，坚硬而温暖。沿着从广场向西延伸的道路走，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尿臊味夹杂着香火的气息。路上看不到往来的僧侣。一阵钟声过后，不知从哪里涌出众多的僧人呼啦啦的从我身边跑过，扬起一阵厚重的尘埃，看见他们的身影慢慢集中在一个院落里，我便也跟上去看看。一位身材魁梧的喇嘛，穿着加厚加高的宽肩膀的衣服，慢慢在院内踱步，手中拿着四边形的手杖，可能是位辖尔俄（即训导长或学监）。狂奔而来的僧人们，一见到他，便屏气凝神的收敛起脚步悄悄入内，一边整理着着装，一边按照某种规则找到自己的位置。喇嘛见大半个院中已坐满人，便坐到树下的一张石凳上，四周的僧人则是围绕着他席地而坐，没有人喧闹嬉笑，辖尔俄开口诵经，僧人们随之吟诵。没有人关院门，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在偌大的寺院中，我如空气一般被他们视而不见。
依旧顺着那条路往前走，迎面见到几个僧人，手握将献给佛祖的格桑花，低声谈论着什么。我站在他们的面前拍照，他们则如流水过石一般自然分成两股从我身边经过。以往，大部分所遇的僧人都会显出几分对拍照的热情，而这里却是截然相反。似乎每一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意念，再没有多的一份精力和热情能够分给生客。那种距离感，与其说是对外来者的冷漠，倒不如说是源于对自身的笃定。他们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也许是他们已经看到的经历的太多，不足为奇；也许是他们已经能够灵活的运用外来之物，奇已不奇；也许是一座寺庙的气质，早在几百年前创建之初，便由创始人的风格所决定了……
生于1648年的嘉样协巴就是拉卜楞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拉卜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就如其他活佛一样，母亲怀有他的时候，就曾得到过种种吉兆；也如其他活佛，他的诞生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某种不幸，以便让小活佛能够逃脱厄运。而这一家人，则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把他送给一位长者抚养。他七岁开始学习。十三岁当了初步和尚。二十一岁去拉萨“深造”。据说，到达拉萨后，他给释迦牟尼和文殊像献了哈达，文殊向他报以微笑，这就是他的名字嘉样协巴即“曼殊勾沙的笑脸”的来历。当他在哲蚌寺向一世达赖像叩头时，塑像伸手摸了他的头。尽管颇受佛祖和达赖的眷顾，这位活佛似乎对做法台讲经布道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大部分时间他都过着退休习静的学习生活。然而，这种相对独立的研修态度，并没有让他远离宗教和政局的纷扰。五十岁时，六世达赖由西藏南部门地迎入拉萨，他即预见到这个孩子不会遵守将来的誓言。五十五岁时，他便目睹了六世达赖拂袖而去的一幕，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混乱。真不知在那个年月，身处宗教漩涡中心的嘉样一世会作何感想啊。六十二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了拉萨，回到自己的故乡，蒙古王的领地。在王的支持下，拉卜楞在佳卡托顶奠基，与甘丹寺的奠基礼同是己丑年，却相隔了300年。七十四岁，嘉样一世圆寂，他的肉身保存在拉卜楞寺经堂的金塔中，成为如今能够参观的景点之一。

前些天，遇到朋友，说你那西藏的写着写着又无疾而终了。虽然对方并没有抱怨的意思，不过听起来总是有些惭愧，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却始终没有做些成型的事情，往往被人问及才会有点压力，否则任由时间过去，心里却还坦然得很。想想还是把那段旅程写完，这大概是最简单易行的一件了。
说有计划，却也未必刻意，这次行程恰好把格鲁派六大寺庙给串起来走了一遭。其中三座寺庙（甘丹、色拉、哲蚌）因为都在拉萨附近，一并看过是不难的，只是分属青海和甘肃的塔尔寺与拉卜楞寺就显得遥远些，尤其是后者，从行政划分上看，似乎也与前者没有截然联系。但早在1709年建寺之初，拉卜楞寺所在的区域是属于青海的；说的范围更大些，这两寺都属于藏区的安多区（藏族区被分为西藏、西康和安多三个区域）。
从北京坐大概22小时的火车就可到达兰州，甘肃的省会。如果运气好，火车没有晚点，能够赶在中午时分抵达，直接坐出租车奔到汽车南站，买到夏河县的长途汽车票。尽管很多攻略上说这段行程仅需4个小时即可，但如果遇上修路等等不可预料的原因，便是当夜披星戴月的入城也是很有可能的。
拉卜楞，这一“上人居住的地方”就在那偏远的一角。虽然县城名为夏河，其聚居地和寺庙都在河的北岸，距离近一万英尺远。在兰州和夏河之间，会经过一座大一些的城镇：临夏。实际上，从兰州汽车南站开始，眼前所及，便一直都是穆斯林的景象，车站本身就位于回民聚居区，而沿途经过的村落也都有醒目的清真寺作为标示，到了旧日称作“河州”的临夏，那穆斯林的气氛就更为浓烈，傍晚经过的时候，县城的整个上空都被扩音器放出的祈祷声笼罩着。这处一眼看去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的地方，被中国西北的回民视为圣地，有如“中国的麦加”（而中国西南的回民则似乎更亲近于把四川的阆中作为心中圣地）。穿行在白帽子的云集之所，我一时间很难想象，此行的目的地会是一片黄帽子的领地。
后来，翻看资料才发现，白黄之争却有其事。在1924年，青海回族曾与拉卜楞喇嘛打过仗，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样五世甚至为了避难而带着全家离开过拉卜楞；直到1927年，拉卜楞由青海划归甘肃，另立一县，县长由汉人充当，活佛一家才又回来。在回藏的角逐中，汉人的影响力被凸现出来，而拉卜楞也利用藏汉两方的便利迅速扩张了势力。这段历史看似乏味，却显得非常微妙，也许正是在这样一处多民族和宗教交错融汇的边缘地带，寻求生存与发展，作为黄教六大寺院中最为年轻的拉卜楞，才显示出尤为强悍与独立的气质来。
早在抵达夏河之前，便有很多途中遇到的旅客对我说，拉卜楞并不是一座好客的寺院，那里的僧人不会对你微笑，甚至当你试图沟通的时候，他们只会旁若无人的与你擦肩而过，也许你在那里呆很久都不会有人理会你，眼前的生机勃勃也全然与你无关。
夏河县是沿着通向寺庙的主干道发展开来的，那条是一条宽阔的与城镇规模不相称的水泥马路。县城被东西走向的两座山环绕着，而道路两边集结着生活的一切所需：旅馆，餐厅，邮局，商店，理发店，鞋店，农贸市场甚至还有一家只卖藏文图书的小书店。而路的尽头慢慢缩减成双车道的柏油路，一直通往寺庙的核心区，随后穿过寺庙，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去。
我在水泥路尽头处的武装招待所住下，即便是在寺庙边上，走到核心区，也还是需要耗费一点的时间。同房间的女孩一样来自北京，更为巧合的是她与我是同乡，甚至所从事的行业也一样。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十来天，和一群踢足球的小喇嘛结成深厚的友谊。她说，我就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呆一两天，或许能够遇到什么人。果然，此后几天的行程安排，我也与她一样，可以搭伴前往。她还说，她很喜欢这里，感觉很有缘份。
午后高原的阳光有一层厚重的金色，被它镀染过的灰黄泥土也显出一丝高贵来。我沿着主路往寺院的中心走，沿途经过一家藏医院，还有众多低矮的僧房（有谁能告诉我藏语里对此的特定称谓是怎么说的阿），随着向寺院中心靠近，那些僧房的门框渐渐有些木雕类的装饰，建筑本身也高大考究起来。途中经过一个敞开门的院子，两个僧人用白色的粉末在地上描绘出祥云和花朵的图案，从一间正房的门口经过院门一直延伸到路上，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为了迎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才画出宛若天成的“地毯”。道路两旁的行人并不多，偶有僧人经过，却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
沿着柏油路走出两三百米的样子，便能遇到从马路往右伸出来一支岔道，沿着这条没有明确标记的路，最终会来到一片类似于广场的空场地。其间停着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若干游客打扮的行人在阳光下结队走过，跟着一位身披袈裟的喇嘛，我疑心他是他们的导游。广场中间有一座大白塔，周围的几处建筑因其金顶或明黄色的墙壁而显示着特殊的身份。作为寺庙，此地被选用，有其特别的标记：南方有曼陀罗山作为莲花，东方有茶西哥作为法螺，西边约有十八里陆地作为花瓶，玛沙得瓦作为伞，九家的红石做底，八沟作为轮，赵湖塘的“堂笛”作为鱼，三科塘的甲夏作为幸福结，此八宝又合称吉祥八清净。而这一切，在如我这样的常人眼中，只不过是一片美妙山水罢了。
拉卜楞寺没有寺门，实际上，有些藏区的寺院并没有事先设定的入口，各种建筑根据其功用不同或级别差异而修筑于特定的方位之上，而出入通道多是根据需要自然形成，这也是在众多可供观光的寺庙周边，可以找到不需要门票的入口的原因。即便是现在的拉卜楞寺，只要不进入札仓参观，都不需要购买门票，而能在寺院内随意走动，不能进出的地方都自然有僧人把守着。
进入寺庙区域，便没有了铺就的道路，踩在干燥的泥土上，坚硬而温暖。沿着从广场向西延伸的道路走，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尿臊味夹杂着香火的气息。路上看不到往来的僧侣。一阵钟声过后，不知从哪里涌出众多的僧人呼啦啦的从我身边跑过，扬起一阵厚重的尘埃，看见他们的身影慢慢集中在一个院落里，我便也跟上去看看。一位身材魁梧的喇嘛，穿着加厚加高的宽肩膀的衣服，慢慢在院内踱步，手中拿着四边形的手杖，可能是位辖尔俄（即训导长或学监）。狂奔而来的僧人们，一见到他，便屏气凝神的收敛起脚步悄悄入内，一边整理着着装，一边按照某种规则找到自己的位置。喇嘛见大半个院中已坐满人，便坐到树下的一张石凳上，四周的僧人则是围绕着他席地而坐，没有人喧闹嬉笑，辖尔俄开口诵经，僧人们随之吟诵。没有人关院门，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在偌大的寺院中，我如空气一般被他们视而不见。
依旧顺着那条路往前走，迎面见到几个僧人，手握将献给佛祖的格桑花，低声谈论着什么。我站在他们的面前拍照，他们则如流水过石一般自然分成两股从我身边经过。以往，大部分所遇的僧人都会显出几分对拍照的热情，而这里却是截然相反。似乎每一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意念，再没有多的一份精力和热情能够分给生客。那种距离感，与其说是对外来者的冷漠，倒不如说是源于对自身的笃定。他们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也许是他们已经看到的经历的太多，不足为奇；也许是他们已经能够灵活的运用外来之物，奇已不奇；也许是一座寺庙的气质，早在几百年前创建之初，便由创始人的风格所决定了……
生于1648年的嘉样协巴就是拉卜楞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拉卜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就如其他活佛一样，母亲怀有他的时候，就曾得到过种种吉兆；也如其他活佛，他的诞生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某种不幸，以便让小活佛能够逃脱厄运。而这一家人，则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把他送给一位长者抚养。他七岁开始学习。十三岁当了初步和尚。二十一岁去拉萨“深造”。据说，到达拉萨后，他给释迦牟尼和文殊像献了哈达，文殊向他报以微笑，这就是他的名字嘉样协巴即“曼殊勾沙的笑脸”的来历。当他在哲蚌寺向一世达赖像叩头时，塑像伸手摸了他的头。尽管颇受佛祖和达赖的眷顾，这位活佛似乎对做法台讲经布道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大部分时间他都过着退休习静的学习生活。然而，这种相对独立的研修态度，并没有让他远离宗教和政局的纷扰。五十岁时，六世达赖由西藏南部门地迎入拉萨，他即预见到这个孩子不会遵守将来的誓言。五十五岁时，他便目睹了六世达赖拂袖而去的一幕，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混乱。真不知在那个年月，身处宗教漩涡中心的嘉样一世会作何感想啊。六十二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了拉萨，回到自己的故乡，蒙古王的领地。在王的支持下，拉卜楞在佳卡托顶奠基，与甘丹寺的奠基礼同是己丑年，却相隔了300年。七十四岁，嘉样一世圆寂，他的肉身保存在拉卜楞寺经堂的金塔中，成为如今能够参观的景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