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与傅斯年

上午，同学发了一篇葛兆光写的1929年，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事，他说
1929 年前后的中国, 可能已经具备了重建中国历史学的环境, 但是缺乏确立中国历史学理论基础的条件。尽管研究中国历史、整理中国史料、确立中国人对中国的解释, 已经成为重建新史学的一种潜在的共识, 但是, 除了仍然用西方传来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寻找历史证据之外, 在历史解释方面, 中国历史学界却没有从自己固有资源中发掘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也没有从西方那里挪借到更适合中国的、或者更强有力的理论。所以, 1929 年前后中国历史学界所谓的“新史学”, 成果多是在历史资料的考证和历史事实的清理上面, 至于历史解释的理论却相对匮乏
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玩的可能性，看过傅斯年的《旨趣》会知道他的宗旨里无涉理论，对于历史的解释强调史料的其意自显，不言自明。换而言之，葛兆光设想的必须存在的“历史解释”是有可能被傅斯年的宗旨消解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葛兆光又该作何解呢，他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认为史学应该有方法论和理论支持，但这个前提是有瑕疵的，如果传统以来的史学就没有理论支持，而是史观支持的话，在民族主义气焰盛行的时候，新史学不谈理论，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与其说是相对缺乏，倒不如说就是不要来得爽快。我不知道啊，反正不管我的事，我只是关心他为什么没有关注过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葛先生印证了那么多的东阿西的。
傅斯年果真是不好西学体例的，或许这也是他如此强调史料考据的重要，只有证据才能消磨附着于其上的一切他物，越来越喜欢傅胖子，真是一个笃定而简单的人啊。可惜我的书评还没改完：（
也许有一天写完了，便也没了这抽丝剥茧的揭秘探奇般的乐趣了。我很庆幸走弯路而多看到的那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