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读书笔记

最近在看两本书，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以及余英时的《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因为月初开会的时候，老师提到了士、知识分子、道统诸如此类的概念，可我一个都不懂。往往是这样，都听说过，都不懂，有时候看过也不一定明白。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谈这些，我是希望离现实越远越好，才选择学人类学的，可事实上，没有一门学问是出世的。可能，我选择读书只是出于单纯的甚至自私的目的，自己喜欢，好奇，诸如此类的。但经过这样时间，我才慢慢发现，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即便你以为没有什么，这是自己的事情，但却无形中早已被人贴了标签，这样那样的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所以，我开始好奇，这究竟是些什么标签呢。比如知识分子？我之所以成为我，也许并非起源于自己的好恶，而恰恰是从这些标签开始的吧。这样的道理大概适用于各行各业。我一直试图摆脱标签对自己的圈定，以标明自我。如今，我发现是徒劳的，自我和标签并没有那么对立，也并没有相互吞噬，我就是自怨自艾。
我读的这两本书，大概可以告诉一点关于知识分子，或者他的前身——绅士——们的事儿。我觉得我的老师和师兄们和这个身份更合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性别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好像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一般被称作文学女青年或者文艺女青年，当然，现在还有女博士这一等价于灭绝师太的称呼。在这两本书里我依然看不到女人们的影子。现在回想起来，老师认为我像个男人做派，看上去倒更像是一种鼓励了。如果有一天，如果有机会，做一个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女性研究应该是很好玩的事情，这个点子可以贡献给我的邻居，她是做女性研究的。
最早写傅斯年的时候，自己选的一本参考书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那时候看完了，心里很是难受。觉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引进科学，可是等科学来了，知识分子的功用就被消解了，此后只要科学家就好了，要什么知识分子呢？为了富国强民，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惜砸烂的将来的知识分子的饭碗和自尊。然后，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从小到大家长老师们都是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惜，我是个学文科的，化学从来都没有及格过。虽然我向来自认为这是自己的选择，但这选择之中包含着多少自卑和自虐的成分我是很清楚的。我不知道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淡漠是否也来源于此。好在我终于明白，事情并不总是都这样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做了那么多，而我们现在却多剩下酒桌上的抱怨和悲哀。如果再把时间放的长一些，我们或许连抱怨的心态也不会存在了。比起焚书坑儒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太好过了。学历史似乎能够让人心境平和，因为你所遭遇的一切，在历史上总都曾相似的情形发生，当然了技术发明之类的话题是不可回溯的，呵呵。
好了，说说这两本书吧。都是很有意思的书。
还是喜欢看费老的文字，简简单单的便把一切都说明白了，若不是笔的文字早已了然于胸，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的眼中，知识分子的产生与知识的分类是分不开的。“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分化”是其重要的也是基本的立论点。他说，“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因为他们不同的地位、需要和能力吸收了不同性质的知识，而使上述两种知识分离在两种人里面。”有趣的是，他利用这一理论，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面临的窘境，“知识分子不能看重西洋文化的理论或是技术，他们同样的并不能把握住二者的关联，他们不能这样，因为他们生活所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把知识分化了的结构。”随后，他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我不知道费老的这番话，有多少是应景之作。在这里他似乎混淆了自己设立的基本观点。知识分子并没有独占知识，只是占有了规范知识，换而言之，传统社会的不同阶层都是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我不知道知识分子占有了所有的知识之后会成为什么，超人么？恐怕别的阶层也不会愿意看到吧。不过，我还是觉得费老的基本观点有些道理，不同阶层有自己的知识结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在其他阶层的知识结构的挤压下和自身定位的摇摆不定中，变得模糊到难以辨认了。
然后是道统与政统，前一个词也是最近经常听到的，因为和知识分子有关。在费老这里，对道统的界定是：“道统并不是实际政治的主流，而是由士大夫阶层所维护的政治规范的体系。”然后谈到周公和孔子，这是政统和道统得以能两分的关键人物，如何两分就不细说了。但两者的关系是：“政统和道统，一是主动，一是被动；站在被动的地位才会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舍是有权的，行藏是无权的。”两分之后，如何接通，便成为下一个要论证的问题。费老说“师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说就是政统加道统。”起初，道统只能消极地等待政统的良心发现或形势所迫来垂青自己，但到了董仲舒那里，“道统却只接通了一个干涉人事的天了。”“谁知道天意的呢？那是师儒。”结果灾灭论成了改朝换代的理论根据，但并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两者真正的结合似乎是到了公孙弘那里，他另开出一条纳师儒入官僚的道路。走到这里，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培养官僚们的源泉了。刚开始读书的时候，爸爸还说，我读书以后就可以当公务员了。那时，我还颇不以为然，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现在看来，老爸的智慧比我高多了，知识分子演化至今，其结果是直接与官僚相联系的。
余英时虽然写的士的时间段跟费老的差不多，但立论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他的核心观点是“哲学的突破”。他酷爱比较，这个突破不仅适用于中国古文明，也适用于希腊、印度、伊斯兰等古文明，只是突破的内容有所不同。而且，中国还很特别，与后者们都不相同的一点在于“世间和超世间”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如果到代表儒家的超世间，以日常人生代表儒家的世间，那么我们便可看到，这两个世界即不是完全合一的，又不是截然分离的。”这倒让我想到桂师兄在同学录上的话，似乎有些概念是相通的，但用的字又不同，这种辨析总是让人感觉惘然，但不辨又是不可能。否则如何交流呢。回到余英时，补充一下，他说的突破是指“两个世界的出现，即世间与超世间的划分。”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在这里，余认为的道是文化价值，而中国知识人是文化价值的维护者。“以道统来驯伏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所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超世间的理想在世间求取实现的唯一途径。”而在这里，余很强调知识人的“内向超越”，这一点是费老没有涉及到的。他认为，知识人没有如其他文明建立的宗教之类的外在体系的强制约束，而要传承精神则多求助于内心的修行，比如修身，治气，养心之类。看到这里，想想知识分子，终究也是一群孤独的人，从诸子百家开始，各派便有自己对“道”的设计，因缘际会，儒家的“道”得了正统，其他的则并未就此作罢。道的内涵是不同的，对道统的解读也会不同，在这里费老和余老的就不一样，老师想必也有自己的一番创见。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把握的，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呵呵，既然是相生相胜，那么这个相对位置我还是能摸到一点边吧。
打算重写傅斯年，先在这里练练手。要感谢一下室友，若不是她，我大概还不知道如何在网上检索文献和资料，以前往往是针对一两本书而言，写出来都如对话录。这次在网上查出，专门写他的竟有３７０篇之多，标题一一看过之后，与此相关的也有四五十篇，再选出一十篇直接相关的精读，大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大家都说过什么，关注过什么，还有什么是没有写到的。哪些是作者拿来佐证观点的，哪些是史料资讯，宏观的时代背景，微观的个人关系，哪些文章是引自哪些文章，其实很像一个圈圈，绕来绕去的，很有意思，我才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时代真好玩，虽然文字里的也未必都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