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站。
随着人流走向出站口。一道铁栅栏将站口内外隔开。接站的人，层层叠叠垒在一起，一见有大批旅客出站，便禁不住得往前涌：站在前排的人，被挤得仿佛贴在了栅栏上；站在后面的人，就只能从人缝中露出一张焦急等待的脸。出站时，只要将车票在检票员的眼前晃一下，便可离开了。速度之快，令我疑心检票员是否看清了票面信息。
从接站的人潮中挤出来，刚走到站前广场，便被另一股人流包围。他们跟着你的步伐，不停问：要不要去兵马俑华清池？要住宿吗？要去哪里？要车不？……所有与旅游相关的信息都会在短暂的两三分钟内被问到。你一路摇头沉默着往前走，直到走过某点，他们便会立刻作鸟兽散，返回出站口，寻找下一个目标。你不知道他们如何判断“离你而去”的时机：是走到了某个地方，还是过了多少时间，得不到回应就掉转头。现在，只剩下你一人，想想该如何离开火车站。
通常，有两种离开的方式，一是乘坐出租车，二是乘坐公交车。前者的好处是目的地可随意选择而且不用等待太久，后者的好处是便宜而且不用担心会坐上黑车。由于缺乏在异地坐公交车的常识（1、选择正确的公交线路，2、知道准确的车站地址，3、了解发车的间隔时间或发车时间），初来乍到的人往往会选择第一种。
虽然同学已告诉我该乘几路车，但我一时偷懒，便遵循“惯例”，走向出租车等候亭。到那儿一看，顿时傻了眼，亭下拄着五六十号拖箱背包的人，而停车场里的出租车却屈指可数。这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转身去找公交车站。其实，也不知道车站在哪里，只是随着人流往另一个方向走。穿过宽得比例失调的城墙门洞，又随行人横过马路，询问附近的报亭售货员和几个学生模样的乘客，打听到车站的位置，比我预想的要近很多。刚走到站牌下，便看见公交车进站，排队上车，一块钱投币，居然还有座位。
30路公交车，穿市区自北往南而行，途经东大街，那是西安早期最繁华的街道，十年前我在西安上学时，时常步行此街消闲度日。一如记忆中的，路边国槐碧荫遮日，商家店铺比肩接踵，路上行人穿梭往来，这个周日的上午，东大街好不热闹。建筑群的格局变化也不大，只因古城中限高的缘故，大家就只好在铺面上多做文章了。这景象，倒是会让长年在外、偶尔返乡的人们多几分亲切感。
出和平门，继续往南，新兴的高层建筑贸然而起，簇拥着一路前行，直到大雁塔北广场，方才止住脚步。北广场的中间是主景水道，但此时并不见流水喷泉；水道两侧是园林区，新植的绿树尚显单薄；广场外围是最多不过三四层的仿古建筑，已缀满商铺招牌。由于北广场的南北落差多达九米，视线沿缓坡自然向上，可见大雁塔安坐于视野的正中，伫立在天际线上。古朴巍峨，又略显孤单。只因目光所及，唯此这一座高耸的人造物。
在“医学院”站下车，大学同学亚萍在这所学校做辅导员，这两天，我就要住在她家。
约在路边的麦当劳碰头。等她时，我要了一份早餐（虽然已近晌午了）。麦当劳里的客人不多，有些人只是要了杯冷饮，便闲坐半日。还有一个姑娘，干脆就趴在餐桌上睡觉，很像在中学时趴在课桌上集体睡午觉的情形。餐厅服务员十分和气，小心打扫，尽量不弄声响。不时有巴基斯坦留学生进来，坐在吧台上闲聊，男人之间用拥抱的方式打招呼，而对待同族的女人仅是简单示意。
交大医学院原是西安医科大学，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即2000年）才合并到西安交大。这所医学院自1995年始，有了一个传统：招收的留学生主要来自巴基斯坦。记得毕业那年，我在校本部时常遇到身着长衫棕色皮肤的巴基斯坦人，也因此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如今，早已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唯有巴国留学生，仍是源源不断的来到这里。
见亚萍，她微笑着推门而入，仿佛第一眼就看到了我。她的头发烫过了，大波浪花浮在肩上，走路时，一荡一荡。穿着镶有蕾丝边的藕色套装，拿着一把紫色阳伞，挎着一只粉红提包。虽然模样有了些许改变，但气度一如往常。
“走！——回家吧。”她大声说。
亚萍帮我背着摄影包，我背着BIGPACK，紧随其后。“没想到你会带这么多东西呢！”她回头说。“半年的家当嘛，”我解释道，“还有一些会直接寄上去”。她如林中小兽，敏捷的穿梭在街道楼宇之间，我勉强能跟上她的步伐，来不及左右环顾，更谈不上辨向记路。仿佛须臾间，两人就出现在她家楼下。
医学院的家属区，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兴建的老楼，五六层高，红砖砌墙，窗口窄小。统一的外凸式阳台，大半已用玻璃密封。道边杨树高过房顶。底楼房前的花坛，多被住户辟为菜地，三两畦青菜，一两排藤架，懒懒散散。有阳光的地方，摆放着破旧的沙发和躺椅，常有老人坐在那里聊天；偶尔，也会牵出一两根晾衣绳，上面搭着被褥、床单或毛毯。小院安静，只闻麻雀叽喳，野猫哼叫，还有老人手持收音机的广播声。亚萍，就住在这院里。
上三楼，开铁门（她家的铁门是摆设，从来不锁），再开木门，进门厅。门厅只有两三平，但足够更衣换鞋放杂物。门厅两侧各有一房，右边的做客厅，左边的做卧室。门厅往右，邻客厅门，有一小过道，连着卫生间与厨房。户型紧致，三面朝阳，窗外绿树成荫。家设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什物。客厅里，有沙发、书桌、电脑桌和电脑、矮台（做茶几用）、电视柜和电视，几把塑料凳子，还有一盆状况不佳的绿萝和一只插着几支玫瑰和马蹄莲的花瓶。卧室里，有双人床、沙发床、简易组合柜，以及可拆卸的衣柜。因为是临时租用的房间，主人似乎并不想花太多心思，一切安排能满足基本需要即可。然而，小家温馨，过年时贴的年画依旧在门窗上，布质门帘上绣着小鸭戏水和金鱼嬉戏，房间的正墙上挂着放大的结婚照片，儿童识字卡片则挂的低一些，以便孩子观看。
趁着在家的短暂空隙，亚萍洗好衣服，整理房间内务，收拾早餐时用过的碗筷。效率之高，令人咋舌。她还与爱萍约好了午时聚餐的时间。
爱萍是我大学时的男友，毕业后留校，却一纸简历，把我送往北京，从此就分开了。听说，他如今在学校已做到小有成就，而我混了几年又混成了学生。见到他，我真是很惊讶，因为十年时间在他身上宛如弹指一瞬，觉不出任何变化。莫非，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已忘了他过去的模样？
在西安的第一顿饭，吃到凉皮和肉夹馍，心里很美，还喝到了冰峰汽水！亚萍和爱萍，在一旁研究菜单，计算这几年来，凉皮和肉夹馍的价格究竟翻了几番。末了，总结道：这几年，房价成千上万的涨，小凉皮，涨几块钱，算个啥？！
饭后，爱萍开着私家车，载我们到张老师家，虽然晚上就会见到老师，但还是忍不住想去提前拜访。与老师坐在一起喝茶聊天，那是本科时不曾有过的。读书四年，我一直与老师们很疏离，由于逃课太多，往往一学期读完，也不认识几个代课老师。张老师的课也是逃了不少（因为她的课太多，好几个学期都有），但她从未在成绩上为难我。其他的老师亦是如此，哪怕仅在考试时才露一脸，他们也会宽容的让我通过。虽然拿到了奖学金，修完了双学位，但那时，我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好学生。
在老师家闲坐半日，听她讲话。依旧是熟悉的语调，娓娓道来。
老师兴致勃勃的讲起在韩国一年的经历：参加登山队，学习摄影，独自去看海路。眼下，她又考虑再去欧洲访学一段时间。听说我要入藏半年，更是来了劲头，计划在今年暑假上去找我玩——那么，是不是再顺道去一趟尼泊尔呢？——老师的旅行计划似乎在言谈中即已变成了现实，令她眼神发亮，兴致勃勃。这份由发自内心的自在感，在我读书时，从不曾见到过。“你看，我没几年就要退休了，职称工资之类的事情，再费心费力，也不过如此。你拼不过下面的年轻人，也顶不过上级的老资格，不如索性放下，做点自己开心的事情。其实，又能这样过几年呢？身体在老化，以后还要照顾老小……所以，能玩一年算一年，就做点想做的事儿……”
听说我想去广仁寺，老师便约定在后天一同前往。
很抱歉，我无法描述老师的家，虽然呆了很久，却始终不好意思去大胆地探看。
亚萍回学校接三岁半的儿子，东东。我陪老师走到交大附近的百姓食堂。晚上就在那里聚餐，有张、李两位老师，还有亚萍和东东、以及同学敬艳、宁莉和李宁。
见到了李老师，江浙人，虽然容貌大大咧咧，毫无南方女子所特有的精致，但在气度上，却仿佛从未离开过家乡。齐耳短发，浅刘海，一身粉黛相间的丝绸短袖旗袍，与十年前的装扮别无二致。当初，就是在李老师的课上，初春看樱花，夏秋听松涛，校内为数不多的几处美景，都做过我们的“教室”。女生的老宿舍楼前，长有大簇大簇的蔷薇树，花开时，粉白一片，如瀑布般宣泻而下，洒满了地。于是，老师教给我们一首萨福的诗：
甜的蔷薇 甜的蔷薇
一旦失去 永难挽回
我不复归 我不复归
我和老师大声念起了这首诗。但她告诉我，当年的情形，如今再也无法复制，只因学校管得太紧，课堂教学只能在教室里进行。
……
席间寒暄，不再逐一记述。
居然在说前男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