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站。

随着人流走向出站口。一道铁栅栏将站口内外隔开。接站的人，层层叠叠垒在一起，一见有大批旅客出站，便禁不住得往前涌：站在前排的人，被挤得仿佛贴在了栅栏上；站在后面的人，就只能从人缝中露出一张焦急等待的脸。出站时，只要将车票在检票员的眼前晃一下，便可离开了。速度之快，令我疑心检票员是否看清了票面信息。

从接站的人潮中挤出来，刚走到站前广场，便被另一股人流包围。他们跟着你的步伐，不停问：要不要去兵马俑华清池？要住宿吗？要去哪里？要车不？……所有与旅游相关的信息都会在短暂的两三分钟内被问到。你一路摇头沉默着往前走，直到走过某点，他们便会立刻作鸟兽散，返回出站口，寻找下一个目标。你不知道他们如何判断“离你而去”的时机：是走到了某个地方，还是过了多少时间，得不到回应就掉转头。现在，只剩下你一人，想想该如何离开火车站。

通常，有两种离开的方式，一是乘坐出租车，二是乘坐公交车。前者的好处是目的地可随意选择而且不用等待太久，后者的好处是便宜而且不用担心会坐上黑车。由于缺乏在异地坐公交车的常识（1、选择正确的公交线路，2、知道准确的车站地址，3、了解发车的间隔时间或发车时间），初来乍到的人往往会选择第一种。

虽然同学已告诉我该乘几路车，但我一时偷懒，便遵循“惯例”，走向出租车等候亭。到那儿一看，顿时傻了眼，亭下拄着五六十号拖箱背包的人，而停车场里的出租车却屈指可数。这可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转身去找公交车站。其实，也不知道车站在哪里，只是随着人流往另一个方向走。穿过宽得比例失调的城墙门洞，又随行人横过马路，询问附近的报亭售货员和几个学生模样的乘客，打听到车站的位置，比我预想的要近很多。刚走到站牌下，便看见公交车进站，排队上车，一块钱投币，居然还有座位。

30路公交车，穿市区自北往南而行，途经东大街，那是西安早期最繁华的街道，十年前我在西安上学时，时常步行此街消闲度日。一如记忆中的，路边国槐碧荫遮日，商家店铺比肩接踵，路上行人穿梭往来，这个周日的上午，东大街好不热闹。建筑群的格局变化也不大，只因古城中限高的缘故，大家就只好在铺面上多做文章了。这景象，倒是会让长年在外、偶尔返乡的人们多几分亲切感。

出和平门，继续往南，新兴的高层建筑贸然而起，簇拥着一路前行，直到大雁塔北广场，方才止住脚步。北广场的中间是主景水道，但此时并不见流水喷泉；水道两侧是园林区，新植的绿树尚显单薄；广场外围是最多不过三四层的仿古建筑，已缀满商铺招牌。由于北广场的南北落差多达九米，视线沿缓坡自然向上，可见大雁塔安坐于视野的正中，伫立在天际线上。古朴巍峨，又略显孤单。只因目光所及，唯此这一座高耸的人造物。

在“医学院”站下车，大学同学亚萍在这所学校做辅导员，这两天，我就要住在她家。

约在路边的麦当劳碰头。等她时，我要了一份早餐（虽然已近晌午了）。麦当劳里的客人不多，有些人只是要了杯冷饮，便闲坐半日。还有一个姑娘，干脆就趴在餐桌上睡觉，很像在中学时趴在课桌上集体睡午觉的情形。餐厅服务员十分和气，小心打扫，尽量不弄声响。不时有巴基斯坦留学生进来，坐在吧台上闲聊，男人之间用拥抱的方式打招呼，而对待同族的女人仅是简单示意。

交大医学院原是西安医科大学，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即2000年）才合并到西安交大。这所医学院自1995年始，有了一个传统：招收的留学生主要来自巴基斯坦。记得毕业那年，我在校本部时常遇到身着长衫棕色皮肤的巴基斯坦人，也因此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如今，早已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唯有巴国留学生，仍是源源不断的来到这里。

见亚萍，她微笑着推门而入，仿佛第一眼就看到了我。她的头发烫过了，大波浪花浮在肩上，走路时，一荡一荡。穿着镶有蕾丝边的藕色套装，拿着一把紫色阳伞，挎着一只粉红提包。虽然模样有了些许改变，但气度一如往常。

“走！——回家吧。”她大声说。

亚萍帮我背着摄影包，我背着BIGPACK，紧随其后。“没想到你会带这么多东西呢！”她回头说。“半年的家当嘛，”我解释道，“还有一些会直接寄上去”。她如林中小兽，敏捷的穿梭在街道楼宇之间，我勉强能跟上她的步伐，来不及左右环顾，更谈不上辨向记路。仿佛须臾间，两人就出现在她家楼下。

医学院的家属区，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兴建的老楼，五六层高，红砖砌墙，窗口窄小。统一的外凸式阳台，大半已用玻璃密封。道边杨树高过房顶。底楼房前的花坛，多被住户辟为菜地，三两畦青菜，一两排藤架，懒懒散散。有阳光的地方，摆放着破旧的沙发和躺椅，常有老人坐在那里聊天；偶尔，也会牵出一两根晾衣绳，上面搭着被褥、床单或毛毯。小院安静，只闻麻雀叽喳，野猫哼叫，还有老人手持收音机的广播声。亚萍，就住在这院里。

上三楼，开铁门（她家的铁门是摆设，从来不锁），再开木门，进门厅。门厅只有两三平，但足够更衣换鞋放杂物。门厅两侧各有一房，右边的做客厅，左边的做卧室。门厅往右，邻客厅门，有一小过道，连着卫生间与厨房。户型紧致，三面朝阳，窗外绿树成荫。家设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什物。客厅里，有沙发、书桌、电脑桌和电脑、矮台（做茶几用）、电视柜和电视，几把塑料凳子，还有一盆状况不佳的绿萝和一只插着几支玫瑰和马蹄莲的花瓶。卧室里，有双人床、沙发床、简易组合柜，以及可拆卸的衣柜。因为是临时租用的房间，主人似乎并不想花太多心思，一切安排能满足基本需要即可。然而，小家温馨，过年时贴的年画依旧在门窗上，布质门帘上绣着小鸭戏水和金鱼嬉戏，房间的正墙上挂着放大的结婚照片，儿童识字卡片则挂的低一些，以便孩子观看。

趁着在家的短暂空隙，亚萍洗好衣服，整理房间内务，收拾早餐时用过的碗筷。效率之高，令人咋舌。她还与爱萍约好了午时聚餐的时间。

爱萍是我大学时的男友，毕业后留校，却一纸简历，把我送往北京，从此就分开了。听说，他如今在学校已做到小有成就，而我混了几年又混成了学生。见到他，我真是很惊讶，因为十年时间在他身上宛如弹指一瞬，觉不出任何变化。莫非，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已忘了他过去的模样？

在西安的第一顿饭，吃到凉皮和肉夹馍，心里很美，还喝到了冰峰汽水！亚萍和爱萍，在一旁研究菜单，计算这几年来，凉皮和肉夹馍的价格究竟翻了几番。末了，总结道：这几年，房价成千上万的涨，小凉皮，涨几块钱，算个啥？！

饭后，爱萍开着私家车，载我们到张老师家，虽然晚上就会见到老师，但还是忍不住想去提前拜访。与老师坐在一起喝茶聊天，那是本科时不曾有过的。读书四年，我一直与老师们很疏离，由于逃课太多，往往一学期读完，也不认识几个代课老师。张老师的课也是逃了不少（因为她的课太多，好几个学期都有），但她从未在成绩上为难我。其他的老师亦是如此，哪怕仅在考试时才露一脸，他们也会宽容的让我通过。虽然拿到了奖学金，修完了双学位，但那时，我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好学生。

在老师家闲坐半日，听她讲话。依旧是熟悉的语调，娓娓道来。

老师兴致勃勃的讲起在韩国一年的经历：参加登山队，学习摄影，独自去看海路。眼下，她又考虑再去欧洲访学一段时间。听说我要入藏半年，更是来了劲头，计划在今年暑假上去找我玩——那么，是不是再顺道去一趟尼泊尔呢？——老师的旅行计划似乎在言谈中即已变成了现实，令她眼神发亮，兴致勃勃。这份由发自内心的自在感，在我读书时，从不曾见到过。“你看，我没几年就要退休了，职称工资之类的事情，再费心费力，也不过如此。你拼不过下面的年轻人，也顶不过上级的老资格，不如索性放下，做点自己开心的事情。其实，又能这样过几年呢？身体在老化，以后还要照顾老小……所以，能玩一年算一年，就做点想做的事儿……”

听说我想去广仁寺，老师便约定在后天一同前往。

很抱歉，我无法描述老师的家，虽然呆了很久，却始终不好意思去大胆地探看。

亚萍回学校接三岁半的儿子，东东。我陪老师走到交大附近的百姓食堂。晚上就在那里聚餐，有张、李两位老师，还有亚萍和东东、以及同学敬艳、宁莉和李宁。

见到了李老师，江浙人，虽然容貌大大咧咧，毫无南方女子所特有的精致，但在气度上，却仿佛从未离开过家乡。齐耳短发，浅刘海，一身粉黛相间的丝绸短袖旗袍，与十年前的装扮别无二致。当初，就是在李老师的课上，初春看樱花，夏秋听松涛，校内为数不多的几处美景，都做过我们的“教室”。女生的老宿舍楼前，长有大簇大簇的蔷薇树，花开时，粉白一片，如瀑布般宣泻而下，洒满了地。于是，老师教给我们一首萨福的诗：

甜的蔷薇 甜的蔷薇

一旦失去 永难挽回

我不复归 我不复归

我和老师大声念起了这首诗。但她告诉我，当年的情形，如今再也无法复制，只因学校管得太紧，课堂教学只能在教室里进行。

……

席间寒暄，不再逐一记述。

出发。

提早两小时到达西客站。北广场上，人头攒动。一排安检通道，只开放了两个。年轻的女安检员帮我手检胶卷。大厅里有很多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随时拦下“可疑对象”进行检查。我和Frank在候车大厅三楼的吉野家小坐，等待多余的时间过去。

提前半小时检票，但检票口没有检票员，乘客鱼贯而入，并不拥挤。列车停靠在1站台，站台很宽，有对开的玻璃幕门，直通车站大厅，门口立着两棵人造椰树。据说，1站台是为举行迎宾仪式而特意设置的：可并排停放多辆小轿车，还可上演鲜花簇拥彩带飘飞现场演奏的夹道欢迎仪式。

T43，北京至西安，经停石家庄和延安，新空调车。硬卧车厢里，乳白色的隔板把床铺和通道分为两个区域，又把床铺以六张一组隔成独立的格子间。每列车厢有11个格子间。行李架不再是开放式的，而作为格子间的延伸部分，位于通道顶部。格子间里的铺位，以车窗为界，分左右两组，每组又分上中下三层，如是，六张床铺，每铺各配一枕一褥一被。床头邻窗，有阅读灯。床尾的隔板内有可收放的脚蹬，床侧的隔板上有简易挂钩。两组铺位之间，只有一段狭窄的空间和一张依窗而设的桌台。车窗上挂着白色纱帘与浅纹布帘。桌上有一只暖水壶和一个垃圾托盘，桌下有一支带盖的金属垃圾筒。走廊区设有宽约10公分的桌台，桌台位于车窗的正下方。桌台的两侧，各设一个简易坐位，人一起身，它就会自动弹起，紧贴车厢内壁。每一节车厢，配有两个独立卫生间和三个盥洗池。

晚上8点48分发车。真是一个奇怪的时间点，有零有整。

我所在的那一节车厢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来自同一个机关单位：他们都住在上铺，有统一配发的早点，有点名巡查的组织者，还专供用来消磨时间的扑克牌。车行不出半小时，便有几个中年人相邀去车厢的连接处吸烟。其他“同事”围坐在下铺或简易坐位上，大声议论此次行程。他们的目的地是延安。也许是订票人不知这趟车会经停延安，便按往常经验，直接买到了西安。结果，一行人只好眼睁睁与目的地擦肩而过，然后再辗转七小时（从延安到西安，火车车行3小时；再从西安到延安，汽车车行4小时）重返延安。由于整个行程安排都建立在这张错误的车票之上，所以无从更改。于是，“同事们”上火车后，都相互打趣道：“千万别在延安下车！”

睡在我对面下铺的女子，可能是一个直销业务员。她穿着低胸内衣、紧身外套、裹臀短裙、长筒丝袜，清一色都是黑的。在紧绷的服饰之下，是因油脂过剩而胀得鼓鼓囊囊的身体。卷发披散，由于烫得过多又缺乏护理，感觉如顶着一捧枯黄的艾草。她拖着一个硕大的拉杆箱，背着一个仿LV皮包，一只手机从不离手，似已旅行良久。上车后，电话不停：安排地方办事员来接站，嘱咐下属给她的手机充话费，与老板争执某一员工的去留，安排下一站的会场布置，与客户谈笑风生打情骂俏，嬉笑中却又伴着点哭腔。让“旁听”的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并非有意兼听，而是那一口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大得足以传遍车厢的每一个角落。两个半小时后，她在石家庄下车。望着那匆忙的背影，大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松了松筋骨。

睡在我对面上铺的女孩，是一个香水培训师。小圆脸，杏仁眼，白皙的面庞上，缀着三两个青春痘，齐眉刘海，长发垂肩，感觉像是日本漫画中卡哇伊少女。身穿桃红色灯笼袖的短款外套和黑色呢子布的西装短裤，黑色打底裤，白色匡威高帮帆布鞋。苗条的身形，在如此装扮下，更显修长。她刚一上车便吸引了不少目光，尤其在登高爬上时。我们坐在下铺，面面相觑，开始聊天。她拉拉杂杂说了很多，以下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我是西安人，在西安纺织学院学的服装设计。你在交大上的学，是吧？那里离你的学校不远。后来，毕业找工作，就来了北京。开始时，做化妆品培训师，一个月一两千块钱，刚刚够生活。一年多以后，转做香水培训师，也升了职，待遇更好些，能挣到五千多。终于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经常要跑去外地做培训。那些做直销的小姑娘们还说：老师，我们好羡慕你，你可以到处走到处玩！可她们哪里知道有多辛苦，经常是晚上的火车，早上到，白天上课，课一结束就回来，一刻也不得留！而且，还要留心办公室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下属有能力的上司，一天到晚把你斗来斗去整来整去，你看过《杜拉拉升职记》吗？就那样的，一模一样！

是，如今在外，是看着挺光鲜，但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跟大学时的照片比，就像变了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敢认。可是……再也回不去了，不是吗？

有没有考虑换一个城市？其实，只要是打工，我看在哪里都差不多。以前也经常去上海，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喜欢，城市漂亮，人也礼貌，好玩好吃，在哪里都可以逛街。感觉上海就像是一个女人，女人之间容易自然熟嘛，所以觉得好。可时间长了，就发现也不是那么好，就跟女人交往一样，到最后，你会总觉得隔了一层，猜不透摸不着的。她总有那么点东西藏着掖着，不想让你知道。北京呢，就不同，感觉像是一个男人，刚认识的时候，还有点大男子主义，撑着穷拽的，不怎么亲近。可是时间长了，真熟悉了，他还是会拿你当自己人看。这是我的亲身感觉，不一定准，但你要我选的话，我还是更愿意待在北京。回西安？西安是挺好的，不过——既然在北京站住了脚，谁又想回头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咋样。”

有人轻轻咳嗽了两声，提醒我们时间已晚，看表，几近零点。卡哇伊少女欠身笑了笑，从背包中取出洗漱袋，走去盥洗间。在那里，她又消磨了半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仔细回忆她介绍的晚间护理，想象着她在镜前郑重其事的洗脸抹霜：首先要卸妆，然后再清洗，接着是保湿，必要时敷上补水面膜，敷面膜时兼做按摩，时间不要太长也不能太短，随后卸下面膜，再做清洗，蘸干而不是擦干脸，趁着皮肤湿润，拍上爽肤水，揉进精华露，擦好晚霜和眼霜。哦，还忘了一件事，在卸妆前，要把头发收拾好，尤其是那一抹齐眉刘海。

车行平稳，听不见咣当咣当的声音，所幸，车厢里也无人鼾声如雷。

5点49分，经停延安。东方微白，车行山间，不时地穿过一座座隧道，大部分人依旧沉浸的睡梦中。“同事们”陆续起床，如在办公楼道里遇见一般，彼此寒暄互道早安。唯一不同的是：此刻他们多半是叼着根牙刷或搭着块毛巾，而不是手持公文包或文件袋。

卡哇伊少女也下床了，我们相视一笑，却没交谈，仿佛昨晚令人滔滔不绝的那股魔力消失了，大家只好缄口不言，等待时间过去。

出延安，见关中平原，小麦的青色正好盖住了黄土，一望无际。

9点整，到终点，车门打开，一股热浪袭来，初夏的西安已显炎热。在“同事们”的前方，我看见，出现了一面小旗。乘客们背着、提着、拎着、拖着行李，各奔东西。

天气出奇的好，适宜出门。

终于联系上西安的同学，得免费床一张。哎，运气实在好，赶上同学的老公出差。记得上次去西安，也是赶上她的老公出差，蹭住几晚。同样的好事，竟出现两次。所以嘛，计划不用早做，随机应变就好。

昨天看《冷血》，躺床上，半天就看完了，不是跳读的那种哦。看完之后，才意识到这篇所谓的小说或纪实作品，是由大量的文献引文和口述引文构成的。卡波特的文字运作能力真是高，这样来源不一拉拉杂杂的东西放在一起，居然在语感上异常协调。若不是有心留意，大抵也意识不到这文字是由各方资料堆砌而成的。写论文也会用到大量的文献，口述也是当下时兴的运作，可是，能磨合调度至如此程度的，真不多见。哎，若能得个一招半式就好啦。

又看黄明信关于藏历的文章，有意思，其中谈到的宇宙结构和桑耶寺的布局有对应哦。再说其中谈到一个“浦派”，原来就是山洞派的意思。浦，就是山洞。看来，需要把如今所谈的汉文名称渐次还原成藏文的本意才好，否则大量的信息便在“转译”中损耗了。友人把心经的汉语版发来，存在手机上，随时都能看到，但愿在路上能背熟，哈哈。打算带契科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上路，这是一本关于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书。我就喜欢看游记！

其他的书、衣物等我安家落定之后就寄上去。此刻，窗外的树木发新枝，一片闪着光亮的绿荫，真是赏心悦目！

今天诸事不顺。

早上用石滚蛋给冬冬滚身子，结果鸡蛋破了。

给自己倒水喝，一失手，玻璃杯掉地摔碎了。

找一双要带上路的沙滩鞋，死活也找不到了。

出门买菜，赶上一阵雨，刚一到家，雨停了。

去超市，找在那里上班的表弟女友，人不在。

所以今天不打算做什么了，因为什么都不成。

这几天看了两本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书，分别是壁画与唐卡，一本是熊文彬的白居寺，一本是谢继胜的黑水城，这两个研究地名放在一起，还蛮对仗的，其实文本也有相通处，感觉可以归为一类。熊的研究非常集中，感觉就那么一处东西一点点说一点点说，说到后来，忽而变得好大。桑耶寺的壁画也很多，如果这样碎碎念，想必也是能成一本书的。可惜的是，这里的壁画并不入艺术研究者们的法眼，因为寺院屡毁屡建，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较为晚近的，够不上历史的边儿，也谈不上艺术的范儿。如此，倒是给我留了一杯羹。谢的研究似乎更跨国际化一些，大抵是因为研究对象多半已流失海外，不得不随之游历一番。正如谢在文中说的那般，文物搬迁，排列放置的体例不存，个中关系便难以辨识了。只能就内容谈内容，就形式说形式。文章体例自然不同于熊。熊的文本结构完全是依照建筑布局而来，后加以综合分析。说起来，这两本书都出自于他们的博士论文，实属难得。索性又订了一本张亚莎写的扎塘寺，估计走之前是读不到了。也许是因为研究主题的缘故，这两个本子里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不知画师为谁，为何作画，如何选题，如何作画，作画经历，结局……也许没有结局。

谷雨的第二天，下起小雨。

买好了从西安到西宁的火车票，这趟车的终点是拉萨。看见屏幕上蹦出这两个字来，心头不由一颤，直接买到拉萨也好！却还是忍住了。看来，是要在西宁过五一节了。

几天前去朋友家，他皈依了，心气似乎比以前好了很多，一尊佛，一墙书，一杯茶，一切从头开始。他说最近在读经书。然后，问了我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你做西藏的宗教研究，会读经文经书么？我说：应该会读。那么你信么？他又问。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这学期的第二堂课，老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不信的话，恐怕永远是隔岸观火。如果为了做篇论文而信，那到底也不是信。聊天到最后，还是他的读经方式提点了我。他觉得读经也分层次，难得固然可以读，却未必能通，所以不妨从简单的开始。今天读《至尊宗喀巴评传》，大师的总结更简单：从此及彼，由浅入深。想来这次出行也只能先迈出一步，虽然忍不住想刨根问底，但眼前能做的只是拨开浮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