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看着就开心啊。忍不住要抒发一下。可惜这般好男子只能在漫画里出现了，哈哈。

这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阅读自然也不可一次告终。
听老师说这个词已经很久了，一直不甚了了；但关于“人生史”，我却并非没有联想。如何将群体缩减到了个体，如何将之在文本上与“传”相区别，如何选择被书写的对象，而这样的个体又如何反映宏大是非的宇宙观，最终，这样的史又有何意义呢？
记得有一次，旁听老师的课，其间他说到等级是自古以来既有的，即便到了如今也并未有何改变。似乎，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生活前提。尽管难以辩驳，但在道理上，我却感到很难认同，我并不喜欢这样一个决绝的论点，而更希望公平或者平等社会的存在（哪怕是以后的事情）。但接着，老师便有摆出应然和实然的不同来，或说，社会科学者多倾向于描述自认为应该如是的世界，而小说家们则更像社会学者，通过艺术加工道出生活的真实来，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换位也蛮反讽的。老师似乎在暗喻，我们平日所言的平等社会，不过是应然掩饰下的良好愿景罢了。
或许是因为等级做底，所以才有了人生史中对于书写对象的选择问题。倘如都个体在生活架构中的位置或功能都一样，大抵是不用取舍的，任何一个都能书写成典型。但因为有了高低上下之分，所选择的个体，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两重性，能代表自身及其相对应的阶层，自不难言说；但如何代表与之不同，甚至相抵触的民众部分，乃至生活全部；则需要一个推演的过程和与之配合的逻辑。由于标杆选择之不同，所以曾出现过推崇庶民，精英，英雄，哲人，甚至神等，如是种种。即以说明，这条道路充满了各种想象的可能性。而理论框架的提升似乎也恰在于这一点处言之灼灼的确证上。
老师使用了很多哲学思辨性的概念，无论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并将之不断回溯到其最初的语境之中。这让我想到了大学时上过的西方哲学课，虽然也上得不好，经常在课堂上貌合神离，考试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但老师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却印象深刻。他说，哲学说到底就是“爱智慧”三个字，大部分有所建树的哲学家都需要回溯到这个哲学最初的圆点去建构他们的体系。也许时间久了，我已经篡改了老师的本意，只是那么一个大抵的印象。却让我似乎有些理解老师不断回溯的本意。因为只有回溯，方能跳出那些路障般的时令性语境和各种演绎化的言说。
但，文中所采用的文本引用的方式，却让我觉得有些不安。大量词汇或语汇的引用，却较少见原作者的完整论点的引用。让我有点疑心，原作者的如是说到底为何。或许老师的引用逻辑与傅斯年的完全不同，傅老期望让文本不言自明，而老师却可能是让文本说他想说的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使用引文的目的不一样也是拿来作为自己的佐证或者靶子么？还是应该再看看梁漱溟先生的作品才好。
最初接触梁先生的作品，是在高中时，那时候也蛮奇怪的，抓到一本书看的新鲜，就要拿来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导，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拿三段论当大宝贝，看什么都要从里面整理出三段论才得意。每个月都去邮局买《读书》，只有在那里才买得到，我都很疑心当时如何能看得懂。当然，也很稀罕梁先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教育学生的情景，似乎很早起来，大家坐在空旷的广场上吐故纳新练习呼吸，然后一起晨读，或许是那般念书的意境实在是太美了，与当时在高中高压下的读书氛围反差太大，所以才记忆犹新。至于这位老先生有什么学术观点和建树，却是早跑到九霄云外了。
看文章若能看透其中的思维架构是最有意思的，颇有点像猜字解密的味道：）

北京好像一夜之间就热了起来，室内温度从23摄氏度上升到25.6摄氏度，无法在阳台上清爽的看书，上午也昏沉沉一直嗜睡。老陈作了一条很好吃的武昌鱼，我则把下午的粥提前做了，如是做法，感觉总也吃不到新鲜的米饭。倒是买了好些水果，算起来，有苹果，香蕉，木瓜，琵琶，桑椹，西瓜，加上以前剩下的一个香梨，两个石榴，三个甘柚，听起来很丰富吧。看着满满当当的冰箱，心里觉得很踏实。唉，这个点，说这些，似乎也不好了。
今天看过两篇文章，萨林斯《历史之岛》的第一篇，然后是老师发在校友录上的文章。听老师同学频频提及萨林斯很久了，可惜我厚脸皮的跟着听了很久，也懒得翻过几页。自从把这本书的复印本带回家后，就不曾动过。眼下形势日见紧迫，不敢不看了。其实是从导论开始读的，刚看几个字就有点后悔，这番文字的浓度，我一时半会儿怎么化得开。倒是萨老的一番话，让我有些安慰，“作为一种对一致性的坚决保证，我能否建议读者把拙作视为圆筒式的，而不是线性的设计呢？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它之后，再回过头来参照这部分内容，这也是以总结的方式写成的，会是很有助益的。”早知如此，何不直接放在文后好了。无论如何，这段经验对于将会接触此书的人而言，或是个借鉴。
关于第一篇，或是讲了一个核心概念，萨老似乎是想在共时性的结构研究中，导入时间要素，即历史。在原有的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作了一下细分，一个惯例性结构，因为惯例所以此时彼时的实践状态时可能相同的，而给共时性分析提供的合理前提；而他补充的搬演性结构则不同，“从字面上理解，它更像一种‘事物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由表示它的那些行动所创造的。从家庭到国家，社会的安排处于永恒不断的流动之中”或是说，这种结构的可塑性的，塑造的方式是实践，而实践又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关系是持续不断地从实践——特别是我以试图解释的性实践中创造出来。”或说，结构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正是藉由时间线索而得以结合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两分，是否存在照顾前人研究成果的嫌疑，只是隐隐感觉到，这两分的标准并不同一，也就是说，这两种结构模式似乎并不构成完全互补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惯例性结构的预设条件放的宽松些，后一种解释是可以将前一种纳入其中的。无论这个历程因为惯例的作用会进展的多么缓慢，但结构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是推动变迁或某种结构存在的前提。
如果一定要作此分类，我会得出一个比较搞笑的想法，因为这种两分，我们似乎可以构建两种社会模式了。他们势必是独立，否则一定会由互动吃掉惯例。或许是我还没有读懂这篇文章吧，反正也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呵呵。
关于第二篇，是老师尚未公开的文本，放在同学录里实在是太不方便阅读了，今天COPY整理了一下，囫囵吞枣的顺读了一遍。开头还能略明白些，面对一堆引文时，便不懂了，看到若干分析的时候略明白些，面对一堆引文时，便又不懂了，不知老师是不是得了傅先生的真传，要演绎把史料放在那里，然后其意自现的行文逻辑。回头细说吧，老公催睡觉了。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考试之前我曾经许下一个愿望，如果我考上了我就要送自己一套《浪客剑心》全集，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了：）

没有读书会到读书，多少会显得有点寂寞，不过也没有关系，长久以来，好像就是一个人在读书的，很好体会过与人论说的快乐。现在充满好奇的开个头，然后是这样的结尾，还不知今后如何。今天心不是很静。略读过三篇文章，《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王铭铭 著），“多民族聚落与文化互动研究”课题纲要 王铭铭著，《夷夏东西说》傅斯年 著。最后一篇是分好几天看完的。
关于傅斯年的那篇文章，如今手上竟有三个版本，两个网上的，一篇原说引自《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老师所提示的参考书上的。另一篇网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后又买了一本《史学名篇》（陕西师范法学出版社），其中也收录了这一篇，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边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月。却是比网上那篇引自《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还要长一个篇章。此外，我还订了一本书，其中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想来三个版本勘比，大抵不会有太大差错了。只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并没有找到，连国图的库中也没有查到。
这些天在朋友的建议下，查找书单，又从老师的言说笔记中求些蛛丝马迹。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和我以往所读的大部分都不同，很多论说文章，都会摆出强势观点并佐证以事例，而且行文文字丰富，唯恐不见作者其人。可是这一篇，作者真正自己写的字，真是少得可怜，大段大段的引文，第一次看时，真有些不知其所以然。况且作者摆的也不是什么事实，而是各方收集来的资料文献。若是我说，这些文字资料，还不定又是被谁谁谁编辑整理过的呢。真那么可信么？
还是《史学名篇》有点启蒙教育的作用，其后附有该编者的简评，真照顾我这样史学白痴的知识贮备啊。他如是引用傅先生的话“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想来这篇文章的行思逻辑大概也是如此，傅先生认为，凡是把相关史料尽可能齐备的整理出来就好，放在这里其意自显。可是，对于我来说，依然有个困惑，倘若史料记载有矛盾、不同或含混处，著书人会不会有所取舍的来组织材料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呢。真正严谨的作法，是我应该从核查这些史料开始，才可能核实这一假设具体如何。对史料占有的不足，将很有可能会使书评完全站不住脚。
傅先生的做法，倒是提示了我，长久以来，或许我已经过于迷恋靠自己的小聪明来做点推测以求归纳演绎的事情，就像我在读傅山时所犯的错误那样，而忽视了对基本资料的关怀。虽然那样做，看似好玩而显得有创意，但真是很致命的问题。
但我不是很理解张光直对他的评价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说以前的古史毫无系统，他说的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系统，以前是什么角度，现在又是什么角度。而且傅先生的东西系统，也全然不是我常规理解的东西。如今我们的东西早已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简称，而傅先生的东西则是在中国之内的。而这两者是否也有联系呢。
以上这些，都是我看这篇文章时，自然想到的问题。大概和老师所言的，从人类学角度看这篇文章的本意已经差的很远了。但显然，这篇文章不是为人类学而做，我想还是应该首先了解作者的本意和他的写作目的才好。
老师之所以关注这篇文章，想必最吸引他的应该是“民族”二字。一则提纲里有提示，他将之归为“国内相关于作为整体之局部的‘民族’的著述”；其二，在重要的参考书目《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中，恰好有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民族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然，我还有个朋友在我看得云山雾罩的时候点名说，其所言的“系统”就是民族或者族群。但坦率地说，我在文中并没有发现很明晰的民族概念的出现，系统二字却是存在的。但这两者真的能够画上等号么？我并不认为民族这个相当晚近的概念能够涵盖傅先生笔下的夷、夏、殷、周等。族群似乎又更无法对应商、周这类的文明了。唉，如果傅先生还在世该多好，直接打个电话问问就好了。比较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傅先生那没有文化判断的“系统”二字，它可大可小，说一个部落也对，说一个帝国也合适，傅先生的研究时段跨度很大，其间存在部落、氏族、民族、国家、帝国是有可能的。我们真的必须讲民族吗？
在课题纲要上，我发现路了第二个有意思的词“关系”，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关系说，傅先生说“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这应该是对关系的具体描述。可是谈到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必须存在两个主体才有发生关系的可能，当然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内发生的内部关系，但具体到关系行为，还是一个系统内的两个单位发生了关系。所以夷夏，东西，都是关系发生的前提和载体。那么夷夏和东西似乎蕴含了两层关系，一则是两个系统，二则是地域；当然，地域本身是不会有行为力的，但地域会影响行为，这一点，傅先生在文章里也说到了，“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
第三个吸引我的概念是地理，这一概念相对抽象，但却是傅先生用以佐证的主要手段。这一点无意间和我以前读过的一本书相关联《地理学与历史学》，在课题纲要上，老师也曾提到“地景”这一概念，但我感觉，这一概念似乎还难以完全言说傅先生对于地理重要性的表达。换而言之，在古史时期，地理对于文化的影响恐怕远甚于现在，那么我们更需要适合描述当时场景的词汇表达。
眼下，我所能找到的关键词，大抵是这三个，当然还有其它比如战争，神话，史书等，但我感觉这些似乎是次位的。如果说这三个关键词能够搭建一个横向共时性的结构的话。
那么这篇书评还需要一个时间脉络，在这里，想不涉及到时间大概都不可能的。本身写的就是古史，关于那段时间的研究的不同言说；而这篇文章去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当时的时代应该会给这篇文章留下点烙印；到现在自然对此又有一套说辞，今人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以及对此的评价。如是分布有三个时间节点。这样想，颇有点“你在看桥上的人，桥上的人在看风景”的感觉，呵呵。还挺有意思的。
这样想来，似乎已初成脉络，感觉比前几天顺畅多了。
另，老师关于民族的那篇文章正是评吴文藻先生的《民族与国家》，颇可以做一篇书评范文来读了。说它是书评，会不会小瞧了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