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这些年来，塔尔寺香火颇旺的缘故，院区内到处大兴土木，有一栋非常宏伟的经堂正拔地而起，细看之下竟是一座水泥砖石的建筑。传统的建筑材料，在与时俱进的现在，慢慢被淘汰了。一切即如事实，而心中的某种，却潜藏着遗憾。可是谁又能说在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建筑材料就不能运用于山野中的庙堂建设呢？想必新时代的神灵们寄居于钢筋水泥中，也不会感到有何不适吧。
所幸有些东西是无法被替代的，比如堆绣，比如壁画，比如酥油花——塔尔寺的酥油花尤为出名，甚至单独辟出一间庙堂来陈放。穿过崭新的院门，经过长长的石道，高高的石阶，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一幅高大的玻璃框中，摆着一丛规模宏大的酥油花。那是去年制作的，等到今年新的酥油花制作出来时，这一丛将会被毁掉。比较起壁画和堆绣，这是一种短命的艺术。所幸是短命，酥油花给人的感觉总是远比前两者绚烂，少了些负重，多了些诙谐。看着头大身小神采各异的小人儿，还有层层叠叠色彩夸张的大丽花，便能想象出他们在僧人的手中诞生时，那种喜悦与纯粹之情了。
顺着山谷右侧迂回而上的石阶走，便能到达班禅行宫，据说班禅来塔尔寺时，便在这里休息。平日里没有人住，也没有重要的造像，朝圣者和游客上来的并不多。不过在这里，可以俯瞰塔尔寺的全景，大金瓦殿和小金瓦殿的屋顶会显得格外瞩目。宽大的露天平台上，有个商人支着架子做出租藏族服装拍照的生意，真不知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一个门庭冷落的地方。而一家藏人，席地而坐，女人给孩子和男人分发食品和水，看上去如家庭野餐一般。三两个僧人盘坐在自己的禅房里，借着太阳的余光，默默诵经。离开了塔尔寺的“繁华”地带，才发觉这里的幽静一如既往。
空谷来风，却让我又想起了少小离家便一去无回的宗喀巴。他并非从来没有回望过自己的故乡。二十岁那年，他应母亲的召唤，启程返乡，东行到墨竹拉拢地方时，忽然反思自己何必如此，这本来就不必要，于是心中生起强烈的厌离心，想立誓决不返回自己的家乡。就是这样，他当即下定决心，把依恋母亲等亲情看作是世间轮回的铁链，应当抛弃。以为在断离贪爱之后，就应该感到愉快和平静。没有人知道，宗喀巴是否因此而得到了永远的平和，比较起嘉样活佛的落叶归根，宗喀巴的意念要决绝得多，或许，这也是他能够得如是之大成就的原因。然而有趣的是，宗喀巴一生有很多个名字，却只有以出生地“宗喀”作为称呼的最为著名，“宗喀巴”翻译过来就是：青海西宁以西约七十余里的地方的人（“巴”表示哪儿的人）。
也许，宗喀这个地方，因其特殊意义反被宗喀巴所遗忘；而塔尔寺，却用了他的一生一世在缅怀这位不再思家的游子吧。
从塔尔寺出来，绕过门楼，发现先前的空场地已变成了一片商业街区，等待旅游车发车的游客都会在这里逛逛，卖牦牛骨梳子的，卖廉价仿藏族饰品的，卖难辨真假的皮货的，卖各种宗教用品的，门店林立，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似乎生意还不错。我和同伴在寺院里逛了大半个时日，此刻已是饥肠辘辘，于是找了一家面馆，各自要了一碗面。邻桌的是一群出来游玩的年轻男女，穿着汉族时装，甚至染了一两缕黄头发，却说着地道的藏语，女孩们眉来眼去，似乎正说着闺中密语，却又故意漏出一两个词让旁边的男孩听到，那男孩子的脸便是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十分可爱。同伴借着等饭的空闲，整理着自己的背包，相机胶卷诸如此类的，需要收拾妥当。在西宁的行程，将随着对塔尔寺的告别而结束。而此后的旅途，简单，直接，去格尔木，去拉萨，去宗喀巴的留守之地……

前往塔尔寺的班车，由八年前的小面包车，变成了如今的大客车。至于是否还是从前的那个车站，我却记不得了。一早便坐上车，找到离门比较近的位置，以为上下方便，等车开起来的时候才知道，一阵阵风往里面灌，在那个座位上，出奇得冷。就像其他地方的旅游车一样，这里也是需要等到客满才走，至于发车时刻表，只是拿来做参考用的。上车的游客很少，却是卖小食品、烤红薯、报纸、杂志和地图的小商贩们络绎不绝。直到一群学生上来，我们才终于发车前往塔尔寺。
山路似乎比记忆中的好走了很多，沿途经过的村镇，在道路两旁也建起了崭新的房屋，我们的客车在离塔尔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前面正在修一座城门，那也是记忆中没有的。看到它，我竟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曾告诉同行的朋友自己来过这里；而现在，却连该往哪里带路都不知道了。只好随着人流往前走，穿过两旁商铺林立的街道，穿过还在装修的城门，终于看到熟悉的那一幕：八座白塔一字排开，还有一座兼卖票和旅游纪念品功能的门楼。不少身着藏族服装的女子在门楼周围游荡，遇到游客，会毛遂自荐的要求当导游。其中一位也问过我，她索要的价格颇高，我拒绝了。根据以往经验，可以在重要的景点处跟听其他导游的讲解。
塔尔寺也是修筑在山谷之中，却没有如拉卜楞那般平坦的谷地，很多建筑修着修着便跑到半山上去了，尤其是后期扩建的僧房。在拉卜楞寺，所有僧房都底身俯首于重要庙宇，如众星捧月一般；而在塔尔寺，位于谷底的重要经堂则被四周连绵而起的房舍围绕着，如一朵刚刚绽放的莲花。塔尔寺所依托的那座山，也恰好叫做莲花山。
不知为何，佛教与莲花渊源颇深，也许是为暗合佛祖释迦牟尼降生之时，下地走了七步，每一步都生出一朵莲花的典故。虽然，关于塔尔寺的形象不过是我的联想，但它的存在也确与一人的降生有关，即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
在公元14世纪，即元末明初的时候，无论是佛教中的显教，还是密宗，在藏区都陷入了低潮。大多数僧侣都忽略了严格的寺院法规，也很难达到灵修方面的成就；而那些修炼密宗的，也只是专注于形式而少关心意义。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宗喀巴那循规蹈矩、绝不越等的行事方式，反而将藏传佛教从腐败混乱的泥沼中拖曳出来，而格鲁派也由此奠定其在佛教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人知道宗喀巴的模样，各类宗教历史典籍中，也鲜有描绘；但在各色大小的格鲁派寺庙里，都能看到宗喀巴的造像，身形和面貌大致相仿，细看之下又都不相同。不过他的身旁总放着文卷与宝剑，那是文殊菩萨所持之物，据说宗喀巴就是文殊（代表智慧）的化身。
八重宝塔下，熙熙攘攘的游客在拍照留念，而年岁大一些的藏族阿婆则迈着有条不紊的步子，绕白塔转圈，偶尔还会把额头轻触在围绕白塔的铁栏杆上，喃喃自语。记得以前是没有栏杆的，大概又是为了保护文物，拍照的人总是觉得碍眼，而转经的人似乎并不觉得这栏杆妨碍了她们与佛祖的沟通。
1357年，宗喀巴在青海西宁以西约七十余里的地方诞生，在割断他的脐带时，落下了一点血。在落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旃檀树，树叶上有狮子吼佛像和文殊无字真言。树木越长越大，叶子越来越多，真言与佛像也越来越多，于是这里被称作“古布”（十万身即十万佛身）。而塔尔寺的本名正是古布寺。
不过，除了这一渊源，宗喀巴与塔尔寺便再也没有什么干系了。虽然大部分旅游介绍上说，是宗喀巴的母亲得到儿子的授意才围树、建塔，进而慢慢形成寺庙的。然而再深究下去，便知那份授意，不过是宗喀巴决定永留西藏时，为了安慰母亲，而送去的一张自己的像。当她看到时，那张像亲切的喊了一声“妈妈”。因这个奇迹，母亲也就十分安然了。母子俩谁都没有提及那棵树的事情。虽然母亲也是儿子的信徒，但缠绕其间的亲情却是难以割舍。也因这则传说，心里一直感觉塔尔寺是座很温馨的寺院。
至于砖塔的修葺，也许多半是信徒所为。直到1560年，高僧仁钦宗哲坚赞于砖塔旁建一静房，聚僧坐禅。17年后，再建弥勒佛殿一座，塔尔寺才初具规模。而此时，据宗喀巴圆寂已有159年了。
为了宏道，活佛总是率先奉献出个人与家人，这种宿命似乎从佛祖起，便已奠定基调。我曾十分醉心于寻找那棵因脐血得来的树，而看到的只是一座老迈的银塔，伫立在香火萦绕的大金瓦寺中，镶嵌着绿松石和各色珠宝，从1357年至今的积累，由最初的砖塔包嵌成现在的大银塔。并非节假日，这里依然人头攒动，只能随着人流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移，到了正殿也无法长时间的驻留，大殿外磕长头的青石板上，已经深深地凹陷出两条印迹，我发现这里磕长头的多是女人，或老或少，或传统或时尚，但其目光都一样的专著而虔诚，莫非她们能够透过层层包裹的银塔看见里面的那棵旃檀树？
塔尔寺的布局乍看上去杂乱无章，其实沿着河沟往里走，两旁所见便是其主要的经堂建筑。这里是安多区另一处能够授予格西学位的寺庙，塔尔寺的格西学位分为两等，即“噶居巴”和“然坚巴”。虽然如此，这里却察觉不出一丝学习气氛，往往遇见最多的就是游客，其次是朝拜者，僧人最少。也许是距离西宁较近的缘故，这里不经意间成为了外人接触藏传佛教的首选之地，导游也是从这里开始给游客们上第一堂藏传佛教课：如何用藏人方式参拜佛祖，如何称呼佛祖，宗喀巴是何人，庙堂里的装饰又代表了什么，该如何上香、请愿、还愿……只是不知这一套规矩又能在中原来客的心中驻留多久呢。
避开纷扰的人群，我和同伴顺着一条小路往山上走，看看那里还有些什么，由院落围绕起来的僧房，其入口的大门敞开着，看门楣上的木雕，似乎已有些年头，曾经的彩绘了无痕迹，雕刻的线条磨损殆尽。没有人看门，我们悄悄走了进去，青砖铺地的院落收拾的十分干净。穿过二进门，便是一方四合院，正房是一座两层楼，似乎有些歪斜，用一根大木柱抵着一边，梁上的木雕非常好看，我们旁若无人的拍了些照片，却在要离开时才发现在一间偏房的窗边坐着一位老僧人，他认真翻看着一叶经书，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并没有察觉有旁人在。我们悄悄走了出去。随后经过的几处院门，已有工人在翻新门楣，色泽艳丽的彩绘显得格外醒目。
在小金瓦殿的门口，一位年轻的僧人忽然拦住同伴，指着他胸前的相机说，“好相机！”同伴笑着说，“莱卡M7?”“就是，就是，莱卡呢……”僧人也笑了，说，“我也喜欢拍照片。”他好奇的望着那台机器，同伴便取下来递给他。僧人习惯性的做了一个合十的动作，然后接过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开心的举着机身，从取景器里观望自己所在的寺院，时儿往东时儿往西，看上去对这玩意儿并不陌生，但他始终没有按下快门。过了一会儿，他把相机还给了同伴，我问他，他平常用什么相机拍照。他比划出一个方盒子，做出一副俯视取景的样子。“是120？”我问他，也不知他是否真的明白；僧人依旧是那副笑容，快乐的点了点头。
八年前，能有这样的沟通，似乎还很困难。那时的年轻僧人很多，似乎远远看见外来的人，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遇到的时候，我们彼此说一声“扎西得勒”，便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抑或是指着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指着对方，他便也报出自己的名字，大家相互大喊着对方的名字，便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同行有一位学长是学习日语的，听说以前日本人来这里的很多，或许僧人们能够听懂几句日语，于是便用日语对说，结果是，刚说完“空你奇瓦”（你好），紧接着便只有“萨扬拉拉”（再见）了。当时的经历也颇为有趣，大概真正能够读懂的，也只有勾肩搭背留影时，那张一样坦诚的笑脸了。

走在空荡荡的土路上，我渐渐体会到，那种迥异的拉卜楞风格究竟是什么滋味。在这里，不像是参观一座寺庙，更像是走进了一所大学。那些眉目紧锁的僧人其面目与忙于功课的学生们真有几分相似。寺庙的运转节奏也全然配合着“学”与“授”而来，关于世界和自身的终极答案将在这日复一日的学习与思辩中渐渐显露出来。为了每年诞生两位的一等格西学位“多仁巴”，大部分僧人要潜心钻研，至六七十岁方才成就。在耳闻目睹的被强大精神动力所支配下的生活状态中，我真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完全游离在外。先前猎奇式的旅行目的，在拉卜楞的参照下，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回望自己曾坚信不疑的世界观，才发现它一直都摇摆不定，甚至在此刻连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洞察，似乎让人认清了点什么摆脱了点什么，身上的重量倏忽间减少了很多，但随即而来那无所依托的感觉，却又让人感到莫大的恐惧与凄凉。我好像终于明白自己不是什么，却又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我好像有些明白自己不要追寻的是什么，但却不知道自己要追寻的是什么。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西边的白塔旁。在这里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西白塔位于拉卜楞的转经道上，大部分当地居民和老迈的僧人都集结在这条路上，顺时针行走，慢慢转动经轮，手中数着佛珠，口里念念有词。难怪大马路上少见行人，另一类修行者都集结到了这里，用反反复复“原地转圈”的方式达成自己的心愿。太阳落到了山的另一面，天色便忽然暗了下来，山谷之中起了风，凉凉的夹杂着喃喃的诵经声，转经人没有因为天色的改变而打乱脚步与节奏，最多便是顺手把袍子紧一紧。物理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宏大的精神感召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我感到有些冷，站在白塔下，眼泪流了出来，便再也控制不住，我不是因为悲伤抑或孤单，眼泪自然的流出来，好像顺应着它们自己的意志一般。一位带着孙儿的藏族阿婆在我的身边停下，她拉着我的衣襟，说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想她或许是在安慰我，于是对她笑了笑，阿婆也笑了，而转动小经轮的手一刻也没有停歇。
到达拉卜楞的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到贡塘宝塔南面的山坡上拍拉卜楞的全景，当我气喘吁吁的爬上去时，那里已经有好几个日本人，支着三角架和相机严阵以待了。可惜那天没有漂亮的日出。阴霾的天空更衬出拉卜楞的严肃与凝重。一望无际的泥黄色僧房层层叠叠的将庙堂合围其中，显得广大而又谦卑。拉卜楞的规模保存完好，没有损坏或者残破的痕迹，即便是最靠边的僧房也充满生机，似乎还有渐渐蔓延的趋势。山坡的一边有很大一块晒佛台，可以想象每年的晒佛节，这里将会是多热闹。贡塘宝塔虽早有其名，而眼前的这座却是新修的，买了门票就可入内并登顶，只是内部的装饰、供奉的佛像以及外围的浮雕，其工艺都不敢恭维。
这一次，我打算沿着转经道进入寺院区，本以为出发很早，到那里才发现已经有不少人了。大约走到四分之一处，一个路口和转经道相交接的地方，有些老人坐在路边的石块上休息。有几个女人带着孩子在人群中间分发酥油茶。接过茶碗的人都会喝完，用手或衣袖把碗擦干净，然后传给下一个需要的人，甚至有一位大爷举起一只碗向我示意，大概是问我是否需要。我没有看见有人收费，也没有看见有人付费。
穿过人群，接着往前走，便遇到了在磕长头的才花杰，很多游客举着相机对他跟拍，有人甚至离得很近拍特写，他并不介意。我经过他，坐在路边的一块坡地上休息；他再次经过我时，停住了脚步，在离我不远处坐下来。我们笑了笑，算是打个招呼。他卸下掌中的木板，揉了揉似乎有些麻木的掌心，用毛巾裹成的护膝已经磨破了。他忽然扭过头，问我：“你看我这样，会不会觉得我很傻？”我先是愕然，他的普通话很好，而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我。我本能的摇了摇头。他似乎并不相信这是我的本意，接着说：“我在西宁念过大学，学过马克思主义……什么的，我知道这是迷信。”“该怎么说呢？……”我无可奈何的笑着，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也没有答案。“可是，我们家人，我们村子，我们那个地方的所有人都相信它，……有时候，我不相信它，可是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又只能想到它……”“它能安慰你么？”他点了点头。“那么这一次……”“因为失恋了，很痛苦。”他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羞赧的一笑，随即搂起衣袖，那里有几个圆点状的伤疤。“是用烟头烫的，身子疼了代替不了这里的疼。”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所以我来磕长头，已经磕了三天了。”“感觉好些了么？”我问他。他笑着点了点头，“身子很累，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心里平静很多。……你觉得我很迷信么？”他再次问我。“不，没有……如果是昨天遇到，你这样问我，我或许会觉得是。可是现在……怎么说……虽然不知其所以然，可是我想这不是迷信吧。”两位藏族阿妈从我们的身边经过，相互议论着，我发觉才花杰的脸上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怎么呢？”我问他。“她们看见我们坐在一起，以为我是汉人。她们说，你看，这个汉族小伙子很努力呢！”“说你磕长头的事？”他点了点头。我问他，“你在大学念什么呢？”“学习藏文啊。”藏文还需要学？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大概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个学中文的。“学藏文啊……”我说。“对，我想当一个诗人呢。”“用藏文写？”我在想那样的话，有谁会看到他的作品呢。“就是用藏文呢。我读过《哈姆雷特》，还有你们汉族很多人写的小说和诗歌呢！”“藏文的《哈姆雷特》？”他点了点头，表情有些严肃，那大概是一部他很尊重的作品吧。以前，一直觉得被翻译成中文的《哈姆雷特》就很奇怪，现在竟然还有藏文版的。那时，我才忽然意识到，藏文化的独立性是这么强大，甚至能够通过自身元素完成与外界的一切沟通（我曾一度以为他们需要汉语作为媒介），他活生生的存在生长，绝不仅仅圈定在宗教这一范畴里。才花杰说他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似乎也是对汉语报有依恋之情的汉人的梦想呢。而眼前这个还小我几岁的男子，刚刚走出情感的困扰，因家境贫寒而衣衫褴褛，却带着平和的笑容描述着自己的梦想。我问他，是否可以给他拍照。他笑着答应了。随即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因额头触地带来的灰痂。他在我的记事本上用汉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也许有一天，他会看到那日镜头里的自己的模样。
告别才花杰后，我沿着转经道旁的小路来到寺院广场，一则的小屋是售票处，这里的旅游服务非常正规，大概集结到一定数量的游客，便会由一名僧人，带领着循固定路线到几处主要的景点（即重要的经堂、佛堂）参观，在每一处的门口都有僧人看守，有些地方在游客离开之后，是要锁门的。我买票的时候正好有一队人离开不久，卖票的僧人担心我会等很久才能凑齐下一批人，便带着我在路边赶上前一队，而我就此错过了大经堂，因为他们刚刚看完那里。导游僧人的普通话非常好，听不出带有哪里的口音，每每解说时，他的胳膊总会带着双手舞动，非常好看。在谈到嘉样活佛的时候，他的语调忽然变得柔和，好像在提及一位至亲至爱的长者。说到拉卜楞的藏经量，这位导游则面露自豪的神色。在一处安放酥油花的殿堂，我希望他能够多给几分钟的拍照时间，却被拒绝了。偶尔也会发生“撞车”事件，几个“团”挤在一个经堂里，这时候全看导游们谁的嗓门大了。我不经意的比较了几位导游的说辞，几乎一样，看来这里上岗前也是做过专业培训的。几十块钱的门票，一小时填鸭式的讲解，昏暗的光线让人看不真切那些意义非凡的佛像与宗教艺术。参观结束后，人群一哄而散，很快就消失在偌大的寺院中，我茫然的站在广场上，脑袋里被各种意向和言语塞满，待到仔细想时，却又觉得空空如也。
而这一天，我的室友和她的僧人朋友们在紧张的告别，离别的饭局已经吃了过一轮，那些僧人却惊奇的发现她还没有离开，那么，就再来一次吧。她把我带到他们经常聚餐的地方，穿过商店旁的入口，走上楼梯，到二楼便有很多餐馆，把桌椅布置在阳台上，可以在那里喝茶吃饭，看着楼下往来的行人和僧人，还有一趟一趟把旅客载到这里的汽车，拉卜楞寺远远的集中于大路的尽头，靠近市集的那一边，也有一座白塔，似乎还有一座桥，微妙的表达出自己与外界的边线。阳光的余晖，让那一簇建筑呈现出某种别样的辉煌。那份难以被触及的庄严感，深沉而厚重；似乎只有坐在这里，静静的张望她，心里才更坦然些。
到夏河汽车站询问，得知要去塔尔寺，并不用折返回兰州，再取道至西宁。从这里便有直接进入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汽车，不过只有每天早上这一班，行程七八个小时，目的地是同仁。再从同仁去西宁便很方便了，每隔一两个小时便有班车。
八月高原的清晨，颇有些寒冷，我和室友早早的来到车站，去往同仁的汽车就停在路边，我们上车找到座位，其他的旅客陆续赶来，看上去游客打扮的人并不多。几乎等到人满，汽车才开动。沿着平坦的马路走不多久，便拐入一条颠簸的窄小的石子路。每遇错车，我心里都不免有些紧张，司机则是不减车速的应对自如。翻过夏河身后的那座高山，我们便正式告别了拉卜楞。

前些天，遇到朋友，说你那西藏的写着写着又无疾而终了。虽然对方并没有抱怨的意思，不过听起来总是有些惭愧，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却始终没有做些成型的事情，往往被人问及才会有点压力，否则任由时间过去，心里却还坦然得很。想想还是把那段旅程写完，这大概是最简单易行的一件了。
说有计划，却也未必刻意，这次行程恰好把格鲁派六大寺庙给串起来走了一遭。其中三座寺庙（甘丹、色拉、哲蚌）因为都在拉萨附近，一并看过是不难的，只是分属青海和甘肃的塔尔寺与拉卜楞寺就显得遥远些，尤其是后者，从行政划分上看，似乎也与前者没有截然联系。但早在1709年建寺之初，拉卜楞寺所在的区域是属于青海的；说的范围更大些，这两寺都属于藏区的安多区（藏族区被分为西藏、西康和安多三个区域）。
从北京坐大概22小时的火车就可到达兰州，甘肃的省会。如果运气好，火车没有晚点，能够赶在中午时分抵达，直接坐出租车奔到汽车南站，买到夏河县的长途汽车票。尽管很多攻略上说这段行程仅需4个小时即可，但如果遇上修路等等不可预料的原因，便是当夜披星戴月的入城也是很有可能的。
拉卜楞，这一“上人居住的地方”就在那偏远的一角。虽然县城名为夏河，其聚居地和寺庙都在河的北岸，距离近一万英尺远。在兰州和夏河之间，会经过一座大一些的城镇：临夏。实际上，从兰州汽车南站开始，眼前所及，便一直都是穆斯林的景象，车站本身就位于回民聚居区，而沿途经过的村落也都有醒目的清真寺作为标示，到了旧日称作“河州”的临夏，那穆斯林的气氛就更为浓烈，傍晚经过的时候，县城的整个上空都被扩音器放出的祈祷声笼罩着。这处一眼看去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的地方，被中国西北的回民视为圣地，有如“中国的麦加”（而中国西南的回民则似乎更亲近于把四川的阆中作为心中圣地）。穿行在白帽子的云集之所，我一时间很难想象，此行的目的地会是一片黄帽子的领地。
后来，翻看资料才发现，白黄之争却有其事。在1924年，青海回族曾与拉卜楞喇嘛打过仗，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样五世甚至为了避难而带着全家离开过拉卜楞；直到1927年，拉卜楞由青海划归甘肃，另立一县，县长由汉人充当，活佛一家才又回来。在回藏的角逐中，汉人的影响力被凸现出来，而拉卜楞也利用藏汉两方的便利迅速扩张了势力。这段历史看似乏味，却显得非常微妙，也许正是在这样一处多民族和宗教交错融汇的边缘地带，寻求生存与发展，作为黄教六大寺院中最为年轻的拉卜楞，才显示出尤为强悍与独立的气质来。
早在抵达夏河之前，便有很多途中遇到的旅客对我说，拉卜楞并不是一座好客的寺院，那里的僧人不会对你微笑，甚至当你试图沟通的时候，他们只会旁若无人的与你擦肩而过，也许你在那里呆很久都不会有人理会你，眼前的生机勃勃也全然与你无关。
夏河县是沿着通向寺庙的主干道发展开来的，那条是一条宽阔的与城镇规模不相称的水泥马路。县城被东西走向的两座山环绕着，而道路两边集结着生活的一切所需：旅馆，餐厅，邮局，商店，理发店，鞋店，农贸市场甚至还有一家只卖藏文图书的小书店。而路的尽头慢慢缩减成双车道的柏油路，一直通往寺庙的核心区，随后穿过寺庙，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去。
我在水泥路尽头处的武装招待所住下，即便是在寺庙边上，走到核心区，也还是需要耗费一点的时间。同房间的女孩一样来自北京，更为巧合的是她与我是同乡，甚至所从事的行业也一样。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十来天，和一群踢足球的小喇嘛结成深厚的友谊。她说，我就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呆一两天，或许能够遇到什么人。果然，此后几天的行程安排，我也与她一样，可以搭伴前往。她还说，她很喜欢这里，感觉很有缘份。
午后高原的阳光有一层厚重的金色，被它镀染过的灰黄泥土也显出一丝高贵来。我沿着主路往寺院的中心走，沿途经过一家藏医院，还有众多低矮的僧房（有谁能告诉我藏语里对此的特定称谓是怎么说的阿），随着向寺院中心靠近，那些僧房的门框渐渐有些木雕类的装饰，建筑本身也高大考究起来。途中经过一个敞开门的院子，两个僧人用白色的粉末在地上描绘出祥云和花朵的图案，从一间正房的门口经过院门一直延伸到路上，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为了迎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才画出宛若天成的“地毯”。道路两旁的行人并不多，偶有僧人经过，却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
沿着柏油路走出两三百米的样子，便能遇到从马路往右伸出来一支岔道，沿着这条没有明确标记的路，最终会来到一片类似于广场的空场地。其间停着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若干游客打扮的行人在阳光下结队走过，跟着一位身披袈裟的喇嘛，我疑心他是他们的导游。广场中间有一座大白塔，周围的几处建筑因其金顶或明黄色的墙壁而显示着特殊的身份。作为寺庙，此地被选用，有其特别的标记：南方有曼陀罗山作为莲花，东方有茶西哥作为法螺，西边约有十八里陆地作为花瓶，玛沙得瓦作为伞，九家的红石做底，八沟作为轮，赵湖塘的“堂笛”作为鱼，三科塘的甲夏作为幸福结，此八宝又合称吉祥八清净。而这一切，在如我这样的常人眼中，只不过是一片美妙山水罢了。
拉卜楞寺没有寺门，实际上，有些藏区的寺院并没有事先设定的入口，各种建筑根据其功用不同或级别差异而修筑于特定的方位之上，而出入通道多是根据需要自然形成，这也是在众多可供观光的寺庙周边，可以找到不需要门票的入口的原因。即便是现在的拉卜楞寺，只要不进入札仓参观，都不需要购买门票，而能在寺院内随意走动，不能进出的地方都自然有僧人把守着。
进入寺庙区域，便没有了铺就的道路，踩在干燥的泥土上，坚硬而温暖。沿着从广场向西延伸的道路走，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尿臊味夹杂着香火的气息。路上看不到往来的僧侣。一阵钟声过后，不知从哪里涌出众多的僧人呼啦啦的从我身边跑过，扬起一阵厚重的尘埃，看见他们的身影慢慢集中在一个院落里，我便也跟上去看看。一位身材魁梧的喇嘛，穿着加厚加高的宽肩膀的衣服，慢慢在院内踱步，手中拿着四边形的手杖，可能是位辖尔俄（即训导长或学监）。狂奔而来的僧人们，一见到他，便屏气凝神的收敛起脚步悄悄入内，一边整理着着装，一边按照某种规则找到自己的位置。喇嘛见大半个院中已坐满人，便坐到树下的一张石凳上，四周的僧人则是围绕着他席地而坐，没有人喧闹嬉笑，辖尔俄开口诵经，僧人们随之吟诵。没有人关院门，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在偌大的寺院中，我如空气一般被他们视而不见。
依旧顺着那条路往前走，迎面见到几个僧人，手握将献给佛祖的格桑花，低声谈论着什么。我站在他们的面前拍照，他们则如流水过石一般自然分成两股从我身边经过。以往，大部分所遇的僧人都会显出几分对拍照的热情，而这里却是截然相反。似乎每一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意念，再没有多的一份精力和热情能够分给生客。那种距离感，与其说是对外来者的冷漠，倒不如说是源于对自身的笃定。他们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也许是他们已经看到的经历的太多，不足为奇；也许是他们已经能够灵活的运用外来之物，奇已不奇；也许是一座寺庙的气质，早在几百年前创建之初，便由创始人的风格所决定了……
生于1648年的嘉样协巴就是拉卜楞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拉卜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就如其他活佛一样，母亲怀有他的时候，就曾得到过种种吉兆；也如其他活佛，他的诞生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某种不幸，以便让小活佛能够逃脱厄运。而这一家人，则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把他送给一位长者抚养。他七岁开始学习。十三岁当了初步和尚。二十一岁去拉萨“深造”。据说，到达拉萨后，他给释迦牟尼和文殊像献了哈达，文殊向他报以微笑，这就是他的名字嘉样协巴即“曼殊勾沙的笑脸”的来历。当他在哲蚌寺向一世达赖像叩头时，塑像伸手摸了他的头。尽管颇受佛祖和达赖的眷顾，这位活佛似乎对做法台讲经布道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大部分时间他都过着退休习静的学习生活。然而，这种相对独立的研修态度，并没有让他远离宗教和政局的纷扰。五十岁时，六世达赖由西藏南部门地迎入拉萨，他即预见到这个孩子不会遵守将来的誓言。五十五岁时，他便目睹了六世达赖拂袖而去的一幕，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混乱。真不知在那个年月，身处宗教漩涡中心的嘉样一世会作何感想啊。六十二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了拉萨，回到自己的故乡，蒙古王的领地。在王的支持下，拉卜楞在佳卡托顶奠基，与甘丹寺的奠基礼同是己丑年，却相隔了300年。七十四岁，嘉样一世圆寂，他的肉身保存在拉卜楞寺经堂的金塔中，成为如今能够参观的景点之一。

前些天，遇到朋友，说你那西藏的写着写着又无疾而终了。虽然对方并没有抱怨的意思，不过听起来总是有些惭愧，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却始终没有做些成型的事情，往往被人问及才会有点压力，否则任由时间过去，心里却还坦然得很。想想还是把那段旅程写完，这大概是最简单易行的一件了。
说有计划，却也未必刻意，这次行程恰好把格鲁派六大寺庙给串起来走了一遭。其中三座寺庙（甘丹、色拉、哲蚌）因为都在拉萨附近，一并看过是不难的，只是分属青海和甘肃的塔尔寺与拉卜楞寺就显得遥远些，尤其是后者，从行政划分上看，似乎也与前者没有截然联系。但早在1709年建寺之初，拉卜楞寺所在的区域是属于青海的；说的范围更大些，这两寺都属于藏区的安多区（藏族区被分为西藏、西康和安多三个区域）。
从北京坐大概22小时的火车就可到达兰州，甘肃的省会。如果运气好，火车没有晚点，能够赶在中午时分抵达，直接坐出租车奔到汽车南站，买到夏河县的长途汽车票。尽管很多攻略上说这段行程仅需4个小时即可，但如果遇上修路等等不可预料的原因，便是当夜披星戴月的入城也是很有可能的。
拉卜楞，这一“上人居住的地方”就在那偏远的一角。虽然县城名为夏河，其聚居地和寺庙都在河的北岸，距离近一万英尺远。在兰州和夏河之间，会经过一座大一些的城镇：临夏。实际上，从兰州汽车南站开始，眼前所及，便一直都是穆斯林的景象，车站本身就位于回民聚居区，而沿途经过的村落也都有醒目的清真寺作为标示，到了旧日称作“河州”的临夏，那穆斯林的气氛就更为浓烈，傍晚经过的时候，县城的整个上空都被扩音器放出的祈祷声笼罩着。这处一眼看去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的地方，被中国西北的回民视为圣地，有如“中国的麦加”（而中国西南的回民则似乎更亲近于把四川的阆中作为心中圣地）。穿行在白帽子的云集之所，我一时间很难想象，此行的目的地会是一片黄帽子的领地。
后来，翻看资料才发现，白黄之争却有其事。在1924年，青海回族曾与拉卜楞喇嘛打过仗，拉卜楞寺的活佛嘉样五世甚至为了避难而带着全家离开过拉卜楞；直到1927年，拉卜楞由青海划归甘肃，另立一县，县长由汉人充当，活佛一家才又回来。在回藏的角逐中，汉人的影响力被凸现出来，而拉卜楞也利用藏汉两方的便利迅速扩张了势力。这段历史看似乏味，却显得非常微妙，也许正是在这样一处多民族和宗教交错融汇的边缘地带，寻求生存与发展，作为黄教六大寺院中最为年轻的拉卜楞，才显示出尤为强悍与独立的气质来。
早在抵达夏河之前，便有很多途中遇到的旅客对我说，拉卜楞并不是一座好客的寺院，那里的僧人不会对你微笑，甚至当你试图沟通的时候，他们只会旁若无人的与你擦肩而过，也许你在那里呆很久都不会有人理会你，眼前的生机勃勃也全然与你无关。
夏河县是沿着通向寺庙的主干道发展开来的，那条是一条宽阔的与城镇规模不相称的水泥马路。县城被东西走向的两座山环绕着，而道路两边集结着生活的一切所需：旅馆，餐厅，邮局，商店，理发店，鞋店，农贸市场甚至还有一家只卖藏文图书的小书店。而路的尽头慢慢缩减成双车道的柏油路，一直通往寺庙的核心区，随后穿过寺庙，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面去。
我在水泥路尽头处的武装招待所住下，即便是在寺庙边上，走到核心区，也还是需要耗费一点的时间。同房间的女孩一样来自北京，更为巧合的是她与我是同乡，甚至所从事的行业也一样。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十来天，和一群踢足球的小喇嘛结成深厚的友谊。她说，我就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呆一两天，或许能够遇到什么人。果然，此后几天的行程安排，我也与她一样，可以搭伴前往。她还说，她很喜欢这里，感觉很有缘份。
午后高原的阳光有一层厚重的金色，被它镀染过的灰黄泥土也显出一丝高贵来。我沿着主路往寺院的中心走，沿途经过一家藏医院，还有众多低矮的僧房（有谁能告诉我藏语里对此的特定称谓是怎么说的阿），随着向寺院中心靠近，那些僧房的门框渐渐有些木雕类的装饰，建筑本身也高大考究起来。途中经过一个敞开门的院子，两个僧人用白色的粉末在地上描绘出祥云和花朵的图案，从一间正房的门口经过院门一直延伸到路上，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为了迎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才画出宛若天成的“地毯”。道路两旁的行人并不多，偶有僧人经过，却都是行色匆匆的样子。
沿着柏油路走出两三百米的样子，便能遇到从马路往右伸出来一支岔道，沿着这条没有明确标记的路，最终会来到一片类似于广场的空场地。其间停着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若干游客打扮的行人在阳光下结队走过，跟着一位身披袈裟的喇嘛，我疑心他是他们的导游。广场中间有一座大白塔，周围的几处建筑因其金顶或明黄色的墙壁而显示着特殊的身份。作为寺庙，此地被选用，有其特别的标记：南方有曼陀罗山作为莲花，东方有茶西哥作为法螺，西边约有十八里陆地作为花瓶，玛沙得瓦作为伞，九家的红石做底，八沟作为轮，赵湖塘的“堂笛”作为鱼，三科塘的甲夏作为幸福结，此八宝又合称吉祥八清净。而这一切，在如我这样的常人眼中，只不过是一片美妙山水罢了。
拉卜楞寺没有寺门，实际上，有些藏区的寺院并没有事先设定的入口，各种建筑根据其功用不同或级别差异而修筑于特定的方位之上，而出入通道多是根据需要自然形成，这也是在众多可供观光的寺庙周边，可以找到不需要门票的入口的原因。即便是现在的拉卜楞寺，只要不进入札仓参观，都不需要购买门票，而能在寺院内随意走动，不能进出的地方都自然有僧人把守着。
进入寺庙区域，便没有了铺就的道路，踩在干燥的泥土上，坚硬而温暖。沿着从广场向西延伸的道路走，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尿臊味夹杂着香火的气息。路上看不到往来的僧侣。一阵钟声过后，不知从哪里涌出众多的僧人呼啦啦的从我身边跑过，扬起一阵厚重的尘埃，看见他们的身影慢慢集中在一个院落里，我便也跟上去看看。一位身材魁梧的喇嘛，穿着加厚加高的宽肩膀的衣服，慢慢在院内踱步，手中拿着四边形的手杖，可能是位辖尔俄（即训导长或学监）。狂奔而来的僧人们，一见到他，便屏气凝神的收敛起脚步悄悄入内，一边整理着着装，一边按照某种规则找到自己的位置。喇嘛见大半个院中已坐满人，便坐到树下的一张石凳上，四周的僧人则是围绕着他席地而坐，没有人喧闹嬉笑，辖尔俄开口诵经，僧人们随之吟诵。没有人关院门，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在偌大的寺院中，我如空气一般被他们视而不见。
依旧顺着那条路往前走，迎面见到几个僧人，手握将献给佛祖的格桑花，低声谈论着什么。我站在他们的面前拍照，他们则如流水过石一般自然分成两股从我身边经过。以往，大部分所遇的僧人都会显出几分对拍照的热情，而这里却是截然相反。似乎每一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意念，再没有多的一份精力和热情能够分给生客。那种距离感，与其说是对外来者的冷漠，倒不如说是源于对自身的笃定。他们缺乏对外在世界的好奇，也许是他们已经看到的经历的太多，不足为奇；也许是他们已经能够灵活的运用外来之物，奇已不奇；也许是一座寺庙的气质，早在几百年前创建之初，便由创始人的风格所决定了……
生于1648年的嘉样协巴就是拉卜楞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拉卜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就如其他活佛一样，母亲怀有他的时候，就曾得到过种种吉兆；也如其他活佛，他的诞生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某种不幸，以便让小活佛能够逃脱厄运。而这一家人，则在他刚刚满月的时候，把他送给一位长者抚养。他七岁开始学习。十三岁当了初步和尚。二十一岁去拉萨“深造”。据说，到达拉萨后，他给释迦牟尼和文殊像献了哈达，文殊向他报以微笑，这就是他的名字嘉样协巴即“曼殊勾沙的笑脸”的来历。当他在哲蚌寺向一世达赖像叩头时，塑像伸手摸了他的头。尽管颇受佛祖和达赖的眷顾，这位活佛似乎对做法台讲经布道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大部分时间他都过着退休习静的学习生活。然而，这种相对独立的研修态度，并没有让他远离宗教和政局的纷扰。五十岁时，六世达赖由西藏南部门地迎入拉萨，他即预见到这个孩子不会遵守将来的誓言。五十五岁时，他便目睹了六世达赖拂袖而去的一幕，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混乱。真不知在那个年月，身处宗教漩涡中心的嘉样一世会作何感想啊。六十二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了拉萨，回到自己的故乡，蒙古王的领地。在王的支持下，拉卜楞在佳卡托顶奠基，与甘丹寺的奠基礼同是己丑年，却相隔了300年。七十四岁，嘉样一世圆寂，他的肉身保存在拉卜楞寺经堂的金塔中，成为如今能够参观的景点之一。